文革记忆

文／王义

1966年，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之际，我正就读于初中，正值备考阶段。突然，学校宣布毛主席发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试被取消。我本就畏惧考试，这下正好松了一口气。听闻这场革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我心想，毛主席既然不让上学，我们岂能不拥护他？

近期，同学们纷纷热议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然而我们年纪尚幼，对其内涵并不明了。我们班上几位顽皮的男生最终达成共识，觉得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不用上学，更不用应付考试了，看来毛主席真是体恤学生啊！这下我们可以尽情玩耍了，毛主席真是太好了。

想起这些年上学的事就有气，我学习本来就不认真，顶多得个60分就很满意，如果不及格回家就要挨打，而70分、80分就更少见了，如果是90分以上，对于我来讲那是不可能的了。有时学习稍好点了吧，表现不好也不行。因为学校特注重思想品德教育，给我们差生都备有《学校－家长联系本》，每次在学校的表现都得让家长知道。有一次老师在家长联系本上写着：“今天不欺负女同学，以后别再犯错误。”带着这个“改头换面”的联系本回家，我得意洋洋地展示给父亲看。然而，父亲看完后只是冷笑，随之而来的是一顿严厉的惩罚。母亲询问原因，父亲将联系本递给母亲，母亲却表示：“打得好！看你还敢不敢如此大胆！”父亲则说：“从小这样下去，将来是要坐牢的！”实际上，所谓的“欺负女同学”不过是男孩间常见的“三八线”之争，这样的经历恐怕大多数男孩都曾有过。能说我顽皮吗？

生于新中国，我幼时营养充足，精力充沛，顽皮异常，堪称“憨废型”的代表，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未曾有一刻安静下来。

记忆中，那是在贵阳的××小学二年级，某日放学时分，恰逢一位邮递员骑着三轮摩托车送信。他竟疏忽地将发动机未熄，便匆匆来到学校。出于一时的好奇，我不禁跃上摩托车，跃跃欲试地学习驾驶。正当我沉浸在喜悦之中时，未曾想摩托车突然将我摔落，随即失控冲向南明河。

南明河上油渍斑斑，冬日的严寒里，贵阳一中的学子们费尽周折才将一辆摩托车从河中打捞起来。他们担心事情闹大，难免会挨一顿教训，但回到家却平安无事，这令人不解。后来邻居透露，我母亲曾对父亲说：“别打了，能捡回一条命就足够幸运了。”

与当今孩子们的日夜苦读形成鲜明对比，我们那一代人，在文革时期，生活状态基本等同于放羊。在那个最需要读书的黄金年华，我们却没能读到应有的书籍，这成为了我一生中的最大遗憾。然而，为了生计，父亲在外奔波劳碌，疲于应付，根本无暇顾及我们的学业；母亲虽无文化，平日里只是操持家务，文革期间更是投身于“居委会”的革命活动，保卫省市委的老革命们，无暇他顾。因此，他只要求我在学校不做出格的坏事，其余时间，基本上是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昔日的校园图书馆，于我们而言，是沉迷游戏的避风港。我常在闲暇之际溜达到图书馆，偶然间发现那里藏书丰富。于是，我悄悄地揣了一本厚重的书籍回家，那似乎是高尔基的《三人》。后来，一位被定于1957年为“右派”的同院同学发现了这本书，他借去阅读后，便劝我多读书，并建议最好不要将书籍带回家。然而，我对此不以为然，心想，与其让这些书籍闲置在架上，不如让我多加翻阅。

那时的阅读可谓毫无章法，漫无目的且进度混乱。不论是翻阅老红军的回忆录《红旗飘飘》，还是沉浸于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一周》，从《林海雪原》到《古丽雅的道路》，无不体现了我对图书馆书架的随意挑选。遇到不认识的字，便立刻翻查字典（必须感谢那位右派学生，是他教我如何运用偏旁部首和四角号码快速查找字义）。

小学时我常是糊里糊涂，作业常拖欠，最头疼的就是背诵课文。当时即便不读语文也能勉强应付，众多好书在前，哪有心思去背那些课文呢？那时的老师极为负责，总是揪住我的缺点不放，我常常因背书而在全班面前出糗。记得有一次，还被要求背诵《唐诗四首》。老师总是让我在众人面前尴尬地搜肠刮肚，那时只能自认倒霉。直到做了父亲，我才明白，当询问孩子的学习时，多数人的真实情况一目了然，很少有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那样，能藏匿秘密而面不改色。因为过去的我不做作业的恶习累积，最终有一天，老师家访告知父亲，我又尝到了“笋子炒肉”的苦果。与现在的老师相比，他们似乎对学生的品行不太关心，只要课程完成便心满意足，学生想学更多，就得支付“补课费”。（但这话也不全对。）

彼时，我国各级学校纷纷宣布停课，声称是为了抵制修正主义。偌大的国土，竟无一片放置课桌的空地，这成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时的我们，对修正主义究竟是什么一无所知，只知道那是不良之徒的行径，是对毛主席的背叛。谁敢反对毛主席，就被视为恶人，我们誓与他抗争。为何？毛主席若不让我们继续学业，我们怎能不响应他的指示？按照那时的教条，我们必须将那些阶级敌人彻底击败，让他们永远无法翻身。

我坚定地支持毛主席决定让学生们休学的举措。想到未来我将不再被迫踏入那令人厌恶的教室，不再需要偷偷修改联络簿，也不再被迫背诵课文，我心中充满了喜悦，暗自窃喜。未来在学校，我将紧紧跟随毛主席的脚步，投身革命事业。正当我们思考如何保卫毛主席时，老师递来了纸张和毛笔，示意我们要张贴大字报，声称这是毛主席的旨意。当时没有浆糊，我们便前往食堂，恳请伙房里的老杨师傅用面粉为我们熬制。以往若是进食堂，他必定会责骂，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是为了批判学校中的修正主义思想而行动，他的态度变得和善，我们仿佛变成了小大人，连他也听从我们的安排，那种感觉真是美妙至极。

大字报写什么呢？老师让写批判学校的修正主义。因当年我们学校当是本市最不上号的中学（曾有“牛氓”学校之美誉），修正主义的东西一定很多很多，让我们学生深挖猛批。当时中学校园里开始流行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对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提出了警告。我想，我家三代贫农是红五类，我光荣啊，老师老说我又笨又调皮。那可能就是修正主义吧？于是就给老师贴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我的作业老师从不给60分，哪怕是59分也不肯多加1分，×××老师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要坚决批判！”搞得围观大字报的人个个暗笑，有一好友（现贵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悄悄把我拉到一旁，低声对我讲：“傻瓜！那算什么修正主义？那是老师对你的关心！”我立刻跑过去撕下了大字报，看到被点名批评的老师眼中含泪。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撕掉大字报可是被视为“现行反革命”的行为，但我并不畏惧，我家三代贫农，无所畏惧！

稍后，学校组织了分组学习活动，内容聚焦于姚文元在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评“三家村”》。据悉，“三家村”是由三位作者共同使用的笔名，他们曾以此名义在1961和1962年间撰写了一系列杂文。姚文元的文章声称要揭示这些杂文的“反动实质”，并将它们的内容描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影射与攻击，意图将中国引向“修正主义”。此类对短文的无端指责，亦成为发动和展开大规模“斗争”的所谓“理由”。我们这些学生这才意识到，《人民日报》在当时的影响力，使得绝大多数人只能照搬其言论。

短短数日，学校便暂停了课程，然而，我们年级的男女生之间便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听说武斗的起因是：那天晚上在校收听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尔后一（五）班的男生和一名女生辩论起来，男生说女生的学习好，是走白专道路，走白专道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女生说，毛主席让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不好好学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就是反毛主席……两人越吵越厉害。那时和女生说话不行，和女生吵架就是好样的，平时，我们男女生积怨就大，互相都不说话，课桌都刻着分界线，哪个男生敢和女生说话？我们最爱骂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流阿强’！”（因校规禁止言辞粗俗，“流阿强”便成了骂人的代名词）。女生以“流阿强”回敬男生，而男生则以“流阿罗”回击女生，双方都不甘示弱。最终，男生忍不住动手，女生亦不甘示弱，还以颜色。目睹此幕的女生义愤填膺，纷纷上前助阵，捡起石块投向男生。男生见状，亦捡石块还击女生。双方在教室东侧与西侧形成两个阵营，互相投掷石块，场面愈发混乱。

听闻纷争四起，我们七班的众男生如同蜂拥而至的苍蝇，纷纷赶去助阵。夜幕降临，只见对面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影，定是五班的女生们以及他们的“支援队伍”。此刻，耳边充斥着“霹雳扑嚓”的声响，那是石子撞击人体的声音。我急忙在地面搜寻，由于校园整洁，难觅大石，只得捡起几枚小石子。正欲将一枚石子投向女生时，老师突然赶到，在我们被喝止之下，纷纷逃回教室。如此，全国文革时期的第一场学生武斗便悄无声息地落幕了。

翌日，众多家长涌入校园参与会议，校方黄主任大致回顾了武斗过程，并提及了几位“英勇男女”的名字。得知名单中无我，我心中顿时释然，至少能避免回家后遭受责打。然而，仅仅数日之后，学校便宣布所有学生放假，却未明确未来是否继续学业，对此我感到十分困惑。

无聊之际，听闻全国上下纷纷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于是便与伙伴们一同去探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革命理念。当时年纪尚小，对这一切并无深刻理解，实则不过是随波逐流，凑个热闹而已。

有天跟随“红色交通学校”（原贵阳交通学校）的红卫兵去“破四旧”，什么破四旧，其实是在趁机游览胜景黔灵山。记得当时只见那些造反派手执钢钎铁锤，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的毛主席语录歌，凡是沿途看见不顺眼建筑物上的装饰，通通在“反对封、资、修”的精神下给予砸烂。在九曲径只是山上的摩崖石刻，小一点的被砸破铲，毫不留情。有一幅高达数米的大“虎”字看来也在劫难逃了，这时有两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主动“请战”，造反派就同意了。……顺着山道进了寺庙，只见到处残垣破壁，只是大殿、二殿里的众神东倒西歪缺脖少腿的，一片狼迹。我的天啦，才一会功夫就这么彻底！（后听说该寺的大铜钟是一老和尚舍命相护才得以幸免。）当造反派在造完“宏福寺”凯旋而归时，只见那沿途的摩崖石刻已被那些人通通用水泥抹平。待造反派走后，我看见那两个“请战”的在议论；“这些憨私儿些只晓得乱搞！老子看那私儿些以后咋过给后人交待，这也是没得办法的办法罗。”回家给母亲说起这事，母亲叫我别在干这些作孽的事了。

近日听闻东山的阳明寺、乌当的来仙阁、水口寺的仙人洞等古迹，均遭造反派无情地予以“破四旧”的对待。那几日，整个城市洋溢着热闹的氛围。造反派们先是捣毁了名胜古迹，随后又涌向省委大楼，继续对修正主义发起冲击。回想起母亲的叮嘱，我们只是旁观者，对于造反之事，既无实际行动，亦不知该如何下手。

连《红岩》中扮演江姐的女演员脖子上也挂着一只样式别致的高跟鞋，与我一同受难的同伙告诉我，那便是她扮演江姐时所穿的鞋子。京剧、川剧、黔剧、话剧、杂剧等剧种的主要演员，无一例外地身着他们曾经演出的剧目服装，被挂牌游街，接受批斗。大街小巷的电线杆上、临街的单位、游走的宣传车上，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五一六通知》、《东方红》等，声音此起彼伏，真是热闹非凡！

失学在家，没事干，虽然怕做作业怕读书，闲得无聊时还是会把原来小学的语文课本不时地翻看，当无意中翻到“小音乐家杨柯”这一课文时，脑海又浮出当年上课的情景，是啊！当时老师讲课是很吸引人的，连平时上课最爱画小人的我都听迷了，唉！好矛盾，心里总觉一记得中学教地理的扬××老师，记得他讲到珠穆朗玛峰是地球上第一高峰，（贵州）黄果树是世界第二大瀑布等等……有时也教（书法）毛笔字，实际上他也没什么所谓的“反动言论”。记得对杨老师的批判，就沦为对人格的诋毁：杨××！你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这里铁证如山！你为什么心（兰）南不心红？？真不知那些写大字报的入是咋想的！唉在那个年代所谓铁证，一个人的姓氏符号也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这类荒谬的大批判，后来我还遇到过一例。我一同学母亲，共产党员，某校领导，听说级别挺高的，曾有三个孩子，老大爱国，老二爱民，老三爱党。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一位红卫兵对她的批判义正词严：“××，你满脑袋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给孩子取名都是爱国、爱民、爱党，连起来就是爱国民党！你还想变天了！？”他母亲当即反驳：“我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你在哪里干革命？我剿匪时你在哪里？断章取义！无聊！”这次批判会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得知，那位批判她的红卫兵对她在校的严厉治学工作非常不满，因他已连续读了3年的初一了。后来看见初三的一些同学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三十多岁的刘姓美术教师时，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当时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她为什么不制止呢？后来才明白，原来她当时自己也处境艰难。

日晚，餐后我外出散心，听闻昔日小学的杰出女教师竟以自缢的方式结束生命，此刻红卫兵正对其家进行抄家。我和几位孩童即刻奔向事发地。她的居所位于金筑大学操场东南侧的普通楼栋内。目睹那些面目狰狞、眼中布满血丝的红卫兵，恐怖的氛围愈发浓厚。围观的人群虽远，却依旧驻足，仿佛人人忌惮红卫兵回首时，那尖锐的獠牙或许会瞬间噬断自己的喉咙。在那群红卫兵中，我认出了邻家的一位熟人，这使我紧张的心情稍微放松。我踮着脚尖靠近火堆，意图一探究竟。然而，当我迈出几步时，那位邻居猛地喝道：“小嵬，退后！”这突如其来的吼声使我惊恐万分，急忙退后。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某些人在行凶之际，竟能做到六亲不认。

我们悄悄潜入她的住所，发现大门敞开，屋内一片杂乱，几个红卫兵正在抄家。当时我们只觉得新奇有趣，楼上楼下的人都跑来围观。从旁人的低声议论中，我们得知了事情的大概：红卫兵来抄家，打算将她带走批斗，甚至要给她挂牌示众和剃光头。她因无法忍受侮辱，一怒之下选择了上吊。为何红卫兵如此残忍？在那个年代，似乎无需太多理由。因为她是一位严格的优秀教师，对学生要求甚严，被视为资本主义路线的走狗，是大坏蛋，因此应该被消灭。红卫兵打击这些大坏蛋，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是什么歪理啊？

这位教师，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于我国的教育事业，却在文革初期，不幸成为了她昔日门下“红卫兵”的受害者。小学时，我们学习《小音乐家杨柯》这篇课文，正是她所教授。自那以后，四十载岁月流转，我无数次途径文化路，每至一处，无不自觉地、或潜意识中，望向她曾居住之地，那些往昔的画面便如电影般在脑中浮现。

那时光，天真与喧嚣交织，街头的墙上已贴满了大字报。我辍学在家，日复一日，无所事事。每当语录歌声响起，我便知道，一场激烈的批判大会即将开场。听说，那些大字报已遍布街头，其中喷水池、省委大楼处的大字报尤为引人注目。我热衷于看热闹，每日午后，便会与那些成绩优异的同学一起四处游逛，名义上是参与革命，实则不过是为了排遣心中的烦闷。

随后，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大串联”的号召，我们踏上征程，乘坐火车与轮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革命热潮。从贵阳一路驶向上海，继而乘船抵达青岛。

在前往北京的红卫兵大串联列车上，每节车厢都挤满了超过正常容量的人员。车厢内，红卫兵们如同沙丁鱼般紧密地挤在一起，彼此间没有丝毫空隙。有的学生甚至直接坐在座椅的靠背上，而更有胆量的则攀爬至行李架上，双手紧紧抓住以防滑落。由于空间过于狭窄，他们不得不弯腰低头，姿态宛如猴子。座位上两人坐四个人，三人坐六个人，而座位下更是有人躺卧。为了响应毛主席的“革命大串联”号召，红卫兵们甘愿成为“人下人”。据报道，列车上只有司机和加煤工还在岗位上，其他列车员因害怕红卫兵而纷纷逃离，遇到问题只能通过纸条传递。尽管车窗全部打开，车厢内空气依然污浊，弥漫着口臭、汗臭和脚袜臭，让人几乎无法忍受，只能忍耐着。一分钱不花就能见到毛主席，这样的好事谁能不想去体验？红卫兵战士在伟大领袖的培养下，无论人群多么拥挤，空气多么恶劣，都依然坚定地前往北京。不过，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口渴和尿急。车厢内没有乘务员，连热水都供应不上。厕所里连冲厕所的自来水都没有，臭气熏天。几乎每一节车厢的厕所都被锁上了，一些机灵的人不怕恶臭，选择在里面享受“单间”。车上的女红卫兵更为不幸，她们挤在厕所门外大声呼唤，命令里面的人快出来。等了许久，终于有一个人出来，立刻有十多个人涌进去。有些女孩子挤不进去，在门外尿急得哭泣。有的女孩子等不及进厕所已经尿湿了裤子，尴尬至极，难以言表。

列车抵达一站，却无人广播站名，无论是大站还是小站，都鲜见售卖食品的摊档。仿佛红卫兵如同传说中的红胡子强盗，肆意抢掠，人人避之不及，无人敢在此经营饮食。个别站台上设有水龙头，靠近车厢门的红卫兵不等列车停稳，车门仅开一线，便争先恐后地跳下，奔向水龙头，争抢水源解渴，急匆匆地返回车上。若非紧邻车门的，根本无法下车，一是人潮拥挤难以挤出，二是即便用力挤出，日后再想挤回车上几乎不可能。列车临近停靠时，众人迅速合力将车窗放下并紧闭。站台上挤满了红卫兵，他们拼命敲打车窗，企图爬窗上车，有些人高声呼喊：“他妈的，老子是北京红三司的，急着回北京，快开窗让我们上去。”车厢内的人则回应道：“他妈的，小子，你是北京人，理应前往南方点燃革命的火种，让我们帮你去北京，兄弟们，若有家书要带，就写成纸条交给我们，帮你捎回家。”其中一些人情急之下，干脆将消防水龙头对准窗户，试图冲开一条通路。在这样的吵闹和混乱中，列车终于从青乌站缓缓驶向北方的山区，最终摇晃着抵达了伟大首都、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

在首都，有一事现在回想还忍俊不住。记得从青岛乘了4天4夜的火车才到丰台，当时正值周总理提倡步行串联，于是灵机一动，以红卫兵小队长的身份动员他们下车，响应总理的号召，步行到北京，一是丰台离北京也不远，二是听说北京己经控制红卫兵进京的人数了。于是我们就下了车，问清了去北京的方向，开始了我们的步行串联。才走了不到半小时，就有人叫累了，没办法只好停下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发泄对我的不满，我只好出怪招了，命令大家把“（保皇派）号码红卫兵”的袖套带上，以红卫兵造反的精神从路边拿了一杆红旗，然后在上面摹仿毛体写上了“遵义会议红卫兵步行串联队”几个字，开始了向北京前进。眼看天色已晚，实在走不动了，干脆就用造反的精神拦了一辆车直驰天安门。

虽已夜幕低垂，我们抵达天安门广场，高声呼喊“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在“冲、冲、冲”、“杀、杀、杀！”的呐喊声中，伴随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有个金太阳》等激昂旋律，我们手举旗帜，步伐坚定，齐声吟唱毛主席语录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即便歌声不够动听，却也收获了众多掌声与敬仰的目光。哈哈，为了革命，这一切付出都值得！

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之后，我们来到了雄伟的天安门广场。面对着神圣的天安门，怀着对《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深厚敬意，我甚至跨过了警戒线，轻轻刮取了一些墙上的红粉，用手帕仔细包裹后，珍藏在毛主席语录之中。这仿佛是得到了上天的特殊恩赐，让我感到无比荣耀和幸运。凝视着庄严肃穆的天安门，我心中涌起了一个想法：若将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与历代皇帝并列，究竟谁能与之相提并论？这个问题，又有谁能给出答案呢？在完成心灵的朝圣之后，接下来的关键是解决食宿问题。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找到了位于工人体育场的红卫兵接待站。

疲惫与饥饿交织的我们抵达工人体育场，眼前却已是一片人潮汹涌，听闻有人已排了三昼夜尚未得到安置，心中不禁为之胆寒。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带领队伍直奔红卫兵接待总站，找到负责人，强硬地表示，若不立刻安排那些来自“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的“遵义会议”的红卫兵，那么便是背叛了文化大革命，将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制服！话音刚落，负责人立刻安排车辆将我们送往西苑宾馆临时安置。要知道，西苑宾馆历来是接待国际贵宾的场所啊！在那儿，我们得以品尝从未尝过的美味西餐，离别时更是忍不住“顺手牵羊”，带了一些糕点回家。这不仅是为了与贵州的伙伴们分享，更是为了广大劳苦大众。尽管我们未曾体验过舒适的席梦思床垫，但为了紧跟毛主席的脚步投身革命，第二天我们还是申请前往西苑宾馆对面的地质部野外大楼，继续我们的艰苦奋斗。

趁着等候毛主席接见的日子里，我跟随临时结识的红卫兵朋友们，在北京四处大串联。好在吃饭乘车不要钱，任凭我要到哪里是那里的。我去了早就梦想参观的胡适先生当年讲学的北京大学，看到成千上万的革命师生在批斗他们的党委书记陆平等党内走资派，在批斗老校长、人口理论专家马寅初，在批斗原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我去了清末由庚子赔款起因而创建的清华大学，看到广大革命师生在蒯大富等领袖指挥下，在批斗校长蒋南翔，以及数十名大学教授与著名学者。我们又去了北师大，希望有幸看到当年毛主席给取名字能干的红卫兵女将宋（彬彬）要武。在首都这些独领文革风骚的高等学府里，我看见贴满着“爆炸性的新闻”，如在北大校园里贴着一连串的所谓“百丑图”，手灵心巧的大学生们用漫画形式，画着中共中央刘少奇、邓小平……一系列党内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的奇形怪状的丑化像。北大、清华红卫兵是中央文革的左右手，江青、康生、陈伯达他们的阴谋诡计总是先通过这些高校透露出来，传令天下。所以我们在校园里看得眼花缭乱的许多“最新消息”，全是将要炮轰某某、打倒谁谁，砸烂什么人的狗头之类。开始咱还抄抄大字报，后看到都是千篇一律的内容，觉得没什么意思，干脆就不抄了，倒是揭露那些走资派的“花边新闻”真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过水泄不通，这比看炮轰打倒的革命群众多得多。

然而，为了消磨这乏味的时光，我便踏上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征程。沿途中，八达岭一带随处可见巨幅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我再次目睹了毛主席亲自策划并领导南昌起义，以及指挥前线作战的巨幅油画《南昌起义》。此外，我还看到了《井冈山会师》这幅画作，画面中毛主席与林彪副主席紧紧握手，然而，历史上朱德总司令的形象却未能呈现。我内心不禁佩服革命师生、画家们巧妙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技艺。众所周知，点燃安源煤矿革命烈火的是李立三和刘少奇；众所周知，南昌起义的首倡领导者是周恩来、朱德、贺龙、周逸群等人，而当时的毛泽东正忙于湖南乡间筹备秋收起义。同样，大家也清楚，当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时，林彪最多只是个连长（一说排长），一位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年轻军官，与毛主席握手的人应是朱德。

我偶然瞥见一幅颇具讽刺意味的漫画，图中刘少奇以其独特的阔鼻形象，正奋力撑篙于船上渡河，而彭德怀则岸边挥手高歌：“送君至大河之畔，恩情铭记心间。风急浪高你掌舵，我执梭镖等你归。”红卫兵们那富有创意的奇思妙想和尖刻的恶作剧，堪称匠心独运，令人捧腹。我观察到，众多外地前来观摩学习的红卫兵们，正聚精会神地观看并记录，仿佛照猫画虎。不难想象，不出数日，他们定会将北京红卫兵的杰出创作传播至各地，使之遍布华夏，流传于世。

在首都文革前线的观摩学习热潮中，众人正沉浸其中。某日傍晚，归返接待站时，一位负责红卫兵军训的连长激动地告诉我们：“各位小将，最幸福的时刻即将来临！明日，伟大统帅毛主席、林副统帅以及中央文革的各位首长，将亲自检阅你们！”听闻此言，众人激动不已，纷纷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战士们亦高举语录红宝书，一同响应。

在齐声高呼“万岁”之后，那位连长接着说道：“为确保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绝对安全，特此颁布几项纪律。除了毛主席的红宝书必须随身携带外，任何人员身上不得携带任何物品，包括钥匙在内，一律禁止。尤其是金属制品，一旦发现有人携带，将取消其参加接见的资格，并严加惩处。”

记得不知谁反问了一句，你说错了，毛主席像章也是金属物品啊！当时就把那位连长吓得半死，马上向毛主席和红卫兵小将请罪。后来是营长替他解了围，说他是三代贫农出身，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等等。

接着营长叫我们一一记录下来只许呼喊的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司令部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他一连宣读了二十条革命口号。最后他说，大家排好队，先预习一番，直到他满意后就跟着他到食堂去领干粮，准备明天在西郊机场吃的午餐。

夜深人静，众人激动兴奋至极。

夜色微明，约莫凌晨两点，伴随着高亢的广播声，我们带着朦胧的睡意，陆续排队。在一位连长的带领下，我们向着西郊机场进发。沿街不远处，便可看到一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站立守候，而一队队红卫兵在解放军的引领下，从四面八方的街道汇聚而来，与我们并肩同行。队伍不断壮大，很快便演变成一支首尾难辨的宏大队伍。队伍经过之处，路口随即实施戒严，除即将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外，他人皆无法通行。不久后，那位营长下令，让我们分批次进行点名，环顾四周，确认无陌生面孔混入——以防阶级敌人潜入我们的队伍。

1966年11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第八次亲自接待了百万红卫兵，同时也是该年度最后一次的接见仪式。

11月的京城，寒意渐浓。参与接见的人员均需遵守规定，不得携带任何小刀、钥匙等金属物品，已携带者须上交统一保管。当时，此类活动被视为一项政治任务，既让人感到荣耀，又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然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找不到方便之处。那些简易厕所，在人群的拥挤下，早已被踩踏得不成样子。那些女学生们尤为可怜，她们只能围成一圈，轮流解决个人需求。谁又能不急呢？

为了图个方便，不料竟是不慎与队伍走散，这下可让我慌了神。若找不到原来的队伍，岂不是白白错过了等待毛主席接见的宝贵机会？整个西郊机场人潮涌动，要想在其中找到队伍，谈何容易。凭借上次在红卫兵接待站那场风波的经历，我在紧急关头便使出了红卫兵小将的闯劲，径直前往临时检阅指挥部寻找总指挥。哈哈！果真是“小鬼难缠，大官好说”，竟然真的派了车将我送了回去。

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小插曲，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那天，当那位检阅总指挥询问我的纵队番号时，我手心中的数字已被汗水浸得模糊不清，这让我感到无比焦虑。我灵机一动，随口胡乱地报出了一个数字，似乎说的是1纵队1团1营1连1排。那位总指挥听后并未多言，只是微笑着示意车辆将我送至那个我临时编造的纵队。然而，当我抵达那个所谓的1纵队1团1营1连1排时，排长却表示不认识我，而车上的人却毫不犹豫地将我丢弃在那，扬长而去。这真是一场灾难！我被人拒之门外。就在我陷入困境之际，突然传来几句熟悉的遵义话，那是我生命中宝贵的乡音。我立刻上前搭话，得知她们来自遵义长征中学。真是“亲不亲，故乡人”啊！我向她们说明了来意，她们立刻去为军代表证实我们的关系，于是，我得以幸运地留了下来。遗憾的是，我竟然连那位好心人的姓名都不知道。如果当年的遵义老乡看到这一幕，想必你们当时的善举是功德无量的！

午后三点许，伴随着《东方红》与《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激昂旋律，护卫巡逻的安全车从西向东驶去，人群的情绪随之激昂，无意识地紧张凝视着西向的道路中央。那日天色灰暗，能见度不佳，百万民众中，仅前排少数人得以较为清晰地目睹毛主席等领导人的风采。而后方众多的人群，往往因尘土飞扬而难以辨识，西边阳光被大风吹起的尘土遮蔽，使得天空更加昏沉，能见度进一步降低。不久，毛主席的车队缓缓驶来，我清晰可见他那伟岸挺拔的身躯，甚至连面部下颚的痣也清晰可见。一代伟人的气质，仿佛有一种无法言喻的震慑力。红卫兵小将们狂热地呼喊、哭泣，这一幕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狂热场景，终身难忘。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如潮水般向前涌动，先前演练的纪律早已抛诸脑后。前排的解放军和公安战士竭力以人墙阻挡汹涌的人流。我被后方的人潮推倒，身下的解放军也被推倒在我身上。我灵巧地滑起身来，奋力向前挤去，却被几名解放军紧紧拦住。毛主席身姿雄伟，面容红润，身着军大衣，军服上的红领章、红帽徽鲜艳夺目，他不时向左右挥手致意。林彪身材矮小，面容清瘦，神情庄重，同样穿着军装。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分乘其他车辆，但车队在极短的时间内便通过了。道路两旁，是绵延不绝的红卫兵队伍。人群中此起彼伏地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如同山崩海啸，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然而，不知为何，我在喊口号的同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这是我生平首次如此近距离地目睹毛主席、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风采，相距不过五米之遥。由于当年我的身高不足1.5米，故而得以站在队伍前端，与毛主席最为接近。如今，我的儿子已长至16岁，身高已达1.8米，与那时的我形成鲜明对比。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情激动不已，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我激动地在我的毛主席语录本上，借用军代表的笔，郑重地写下：“1966年11月26日凌晨4时09分，我亲眼见到了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最最最最最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他是全世界劳苦人民的大救星啊！”哎呀，我真是幸运至极！（以至于后来我选择将结婚的日子定在了11月26日。）当时，我还有许多肺腑之言想要倾诉，遗憾的是，那唯一的笔却被他人抢先拿去记录这难忘的时刻，无奈之下，我只好作罢。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多次搬家，这本语录早已不知去向，但这已是后来的事情了。

毛主席与林副统帅的车队迅速驶向玉泉山。这些红卫兵小将们，年纪最小的不过八九岁，稍大的十五六岁，再大一些的也不满二十岁。他们中的一些人，凌晨一二点便起床，从城里的各个住宿地步行数十里，抵达西郊机场。在漫长的征途中，有些人连饭都没顾得上吃，水也没喝一口，他们坚持不懈地走了十多个小时，直至接见结束。那些未能一睹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等领导人风采的人们，带着失落的情绪，拖着疲惫的身躯，如同退潮般各自散去。此外，还有一些在拥挤的人群中被踩伤的人，其中包括一些年纪轻轻、身体较为虚弱的男女学生，他们被送往临时病室接受救治和观察。原因无他，一是过度的疲惫，二是饥饿。他们在穿越壕沟时不慎跌倒，被后方不知情的人群误伤，幸好并无生命危险。而我还算幸运，并未受到挤伤，因为我曾利用别人的肩膀，由他们把我驮着前行。由于人太多太挤，这正是一个展现阶级友爱精神的时刻。

人流散去，草地上纸片飞舞，满目皆是，宛如春日百花竞放。机场地面，各式物品散落，衣衫、鞋帽、手套、手帕等，触目可见。尿渍斑斑，遍布各处。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盛会，就此在一片混乱中落幕。我为红卫兵小将们那坚韧不拔的吃苦精神所感动，同时也为未能有幸目睹毛主席、林彪等中央领导的风采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有幸见证了毛主席的最后一次接见，回望四十多年的岁月，尽管期间诸多曲折，我们的心中仍洋溢着自豪。每当回想起那段过往，那份幸福感依旧如故，或许，这将成为我一生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