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刘文辉回忆录》《四川省志·军事志》《中国军事科学》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5年5月26日，大渡河畔。

泸定桥的13根铁链在峡谷中横跨两岸，桥下是奔腾咆哮的河水。

这座康熙四十五年修建的铁索桥，全长103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链组成，每根重达1.6吨，是川康地区唯一的交通要道。

刘文辉此时正在雅安的督办公署里处理军务。

作为西康省的实际掌控者，他手下有几万军队，控制着川康交界的大片区域。

桌上摆着几份电报，其中一份来自蒋介石，内容很简单：炸毁泸定桥，阻止红军北上。

红军长征已经进入四川境内，5月24日占领了安顺场渡口，正在向泸定桥方向推进。

蒋介石调集各路兵马围追堵截，企图在大渡河一线将红军全歼。

大渡河天险加上泸定桥这个唯一通道，确实是个绝佳的包围圈。

刘文辉看着电报，思考着如何应对。

炸桥？不炸桥？还是另有他法？

他最终下达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在当时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军事部署，谁也没想到，这个决定会在遥远的未来产生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

1949年12月，当解放军兵临成都城下时，刘文辉做出了另一个重大决定。

两个相隔14年的选择，在历史的长河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那么，1935年的泸定桥边，刘文辉到底做了什么，这个决定又如何在14年后成为他命运转折的关键。

【1】从保定军校到西康军阀

刘文辉，1895年1月10日出生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

刘家世代务农，在当地并非豪门大户。刘文辉在六兄弟中排行最小，从小聪慧好学。

13岁时，他虚报年龄16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

考试时作文写道："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主考官看后大为赞赏，破格录取。

1908年，刘文辉正式进入四川陆军小学堂第三期学习，同学95人。

三年后成绩优异毕业，升入西安陆军中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刘文辉返回家乡。

1912年初，他转入北京陆军第一中学，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骑兵科。

1916年，刘文辉从保定军校毕业回到四川，在护国军总司令刘存厚部任上尉参谋。

次年，经堂侄刘湘介绍，到驻防乐山的川军第八师陈洪范部当营长。

在川军与滇军、黔军的战争中立下战功，升任团长。

1920年代的四川，军阀林立，混战频繁。

大大小小的军阀多达上百个，一个人有千把人手，占据半个县城，就敢自称军长。

刘文辉凭借保定军校的专业军事训练和实战经验，在混战中不断壮大势力。

1923年2月，四川爆发大规模军阀混战。

刘文辉率第九师参战，趁乱进入成都，成为成都的实际控制者。

此后几年，他的地盘越来越大，兵力越来越多。

到1928年，刘文辉已经拥有七个师、二十多个旅、十四万军队，控制八十一个县，成为四川最强大的军阀之一。同年，他出任四川省主席。

刘文辉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很微妙。

1929年12月，他同第八军军长唐生智联名发电，要求蒋介石下台，结果失败。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刘文辉派代表参加北平的扩大会议，并于9月6日发出反蒋通电。

结果蒋介石得到张学良的支持大获全胜，刘文辉反蒋再次失败。

蒋介石无力派兵入川，只好采取怀柔政策，1931年2月仍任命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

但刘文辉和刘湘的矛盾日益尖锐。两人虽为叔侄，但在争夺四川霸权的问题上毫不相让。

1931年，刘文辉从英、日等国购进武器和飞机散件，从上海起航经万县港被刘湘扣留。

矛盾彻底激化。1932年10月到1933年9月，四川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二刘大战"。

双方动员兵力达30余万人，历经成都巷战、荣威之战、毗河之战、岷江之战四大战役。

这场战争耗尽了刘文辉的人力财力资源，最后以惨败告终。

刘文辉率残部退至西康，地盘大幅缩水，实力大减。

西康属于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处川藏交界，山高路险，经济落后，赋税收入远不足以供养他的军队。

迫于生存压力，刘文辉积极推动西康建省。

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正式成立，刘文辉出任西康省主席兼第24军军长。

从此，他在西康站稳脚跟，成为这片区域的实际统治者。

【2】1935年大渡河畔的较量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四川。

在经过巧渡金沙江后，红军继续北上，5月24日先头部队攻占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大渡河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水深流急，尤其是5月份高山冰雪融化，河水暴涨，形成天然屏障。

历史上，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曾在此被清军围困，全军覆没。

蒋介石企图在大渡河重演这一幕，将红军困死在河边。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1师第1团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攻占安顺场。

守军是刘文辉部第5旅余味儒团，在大渡河两岸安顺场至大冲一线布防。

红军突袭成功，缴获了一条小船。

5月25日上午9时，红1团第2连连长熊尚林带队17人，乘坐8名船工驾驶的小船强渡大渡河。

在刘伯承亲自指挥的火力掩护下，红军成功登上北岸，守军溃逃。

但由于船只太少，红军无法在短时间内全部渡河。

5月26日中午，中央领导到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的汇报。

由于大渡河水深流急无法架桥，仅靠几条小船运输，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河。

在后有追兵的危急形势下，能否夺取距离安顺场320里的泸定桥，成为红军能否顺利渡河、脱离险境的关键。

当天，中央决定红军主力火速抢占泸定桥。

红军兵分两路：林彪率红1军团第2师和红5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右岸前进；

刘伯承、聂荣臻率红1军团第1师为右纵队，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互相策应，限期夺取泸定桥。

泸定桥距安顺场320里，全是山路，一面悬崖峭壁，一面奔腾咆哮的大渡河，只有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

红2师4团作为左纵队前锋，27日早上从安顺场出发，一面行军一面打仗，第一天只走了80余里。

28日凌晨，中央军委命令左右两纵队的先头部队必须在29日赶到泸定桥。

这意味着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时间内走完，而且当时下着大雨，困难极大。

红4团一天一夜急行军240里，于29日清晨抢占了泸定桥西桥头。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

5月26日，他从重庆飞赴成都坐镇指挥，连续发电报给刘文辉，要求死守泸定桥。

四川省主席刘湘也发布紧急通报，称红军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

刘文辉接到命令后，派第4旅旅长袁国瑞率部增援泸定桥。

泸定桥守军原本是刘文辉第4旅第38团的部分兵力，约两三千人。

接到增援命令后，袁国瑞率部从汉源出发，前往泸定桥。

但这支增援部队行进速度并不快，时常停下来休息，没有进入急行军状态。

5月29日下午4点，红2师4团到达泸定桥后，立即发起进攻。

此时桥上的木板已被拆除大半，只剩下13根光秃秃的铁链横跨大渡河。

桥对岸守军设有防御工事，架起机关枪封锁桥面。

红4团组织22名突击队员，由连长廖大珠带队。

这些战士携带手榴弹、冲锋枪，踩着晃动的铁链向对岸冲去。

后面的红3连战士每人夹着一块木板，边铺桥板边掩护前进。守军燃起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到晚上7点左右，红军突击队冲过铁索桥，占领了东桥头，随后攻入泸定县城。

守军撤退，泸定桥被红军控制。红军主力随后陆续过桥，成功渡过大渡河天险。

【3】一个耐人寻味的军事部署

泸定桥失守的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大发雷霆。

原本精心设计的包围圈被突破，在大渡河歼灭红军的计划落空。

蒋介石连续发电报质问刘文辉，为什么不炸毁泸定桥。

刘文辉的回复是：我军奋力抵抗，无奈红军战斗力强，兵力不足，泸定桥失守。

这个解释表面上说得过去，毕竟守桥的只有两三千人，面对红军主力的攻击，失守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蒋介石虽然愤怒，但也无法深究，毕竟川军将领历来阳奉阴违，不完全服从中央指挥。

但仔细分析刘文辉在泸定桥战斗前后的军事部署，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

首先，刘文辉没有执行蒋介石炸桥的命令。

泸定桥是一座铁索桥，如果真要彻底破坏，炸断铁链并不困难。

但刘文辉只是下令拆除桥板，保留了铁链。

这样做既能起到阻拦作用，又保留了桥梁的主体结构。

其次，刘文辉派出的增援部队行动迟缓。

袁国瑞旅从汉源到泸定桥并不算太远，按照正常急行军的速度，完全可以在红军到达之前赶到。

但这支部队磨磨蹭蹭，走走停停，最终没能在关键时刻增援到位。

第三，守桥的兵力配置不足。

对于泸定桥这样的战略要地，如果真要死守，应该部署足够的兵力。

但刘文辉只派了一个团的部分兵力守桥，明显不够。

这些细节显示，刘文辉对泸定桥的防守并不积极。

他既没有全力以赴地防守，也没有彻底破坏桥梁，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有几个方面。

泸定桥对西康太重要了。

这座桥是康熙四十五年修建的，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全桥13根铁链，总重超过40吨，是四川通往西藏的唯一陆路通道。

如果炸毁，西康地区的经济命脉就此断裂，商贸往来无法进行。

刘文辉每年从泸定桥的过桥税中获得大笔收入，这是他维持军队的重要财源。

炸了桥，不仅损失巨大，而且重建几乎不可能。

以刘文辉的财力，根本无法承担重建一座铁索桥的费用。

刘文辉与蒋介石的关系也是重要因素。

他两次反蒋失败后，蒋介石一直想找机会削弱他的势力。

如果刘文辉真的炸桥把红军困住，蒋介石的中央军很可能趁机进入西康，接管他的地盘。到那时候，刘文辉连军阀都当不成了。

刘文辉在西康经营多年，深知要在乱世中生存，就不能把路走绝。

红军虽然是他的对手，但并非不共戴天的仇敌。

而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他的上级，但实际上处处想着吞并他。

在这种情况下，保留泸定桥，象征性地防守一下，既能应付蒋介石，又能保住自己的利益，还不至于和红军结下死仇。

1935年5月29日，泸定桥落入红军手中。

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继续北上。刘文辉的军队撤退到雅安一带，继续控制着西康地区。

这场战斗在当时看来只是长征途中的一次交锋，没有人能预料到，这次交锋会在14年后产生深远影响。

时光流转，转眼到了1940年代。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文辉积极支持抗战，派兵出川作战，还主动捐款50万元。

他的堂侄刘湘率部抗日，1938年病死在战场上。

四川地区随即被蒋介石的亲信张群控制，刘文辉在西康继续经营自己的地盘。

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战火从华北燃烧到华东，又从华东蔓延到中原。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战局对蒋介石越来越不利。

1949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解放军先后发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国民党在华北、华东的主力基本被歼灭。

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

接着，上海、武汉、西安相继解放。战争的重心转移到西南地区。

蒋介石企图以四川、云南、贵州为根据地，在西南作最后抵抗。

他调集胡宗南等部数十万人进入四川，准备固守成都平原。

面对风云变幻的时局，刘文辉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前途。

继续跟着蒋介石，前途在哪里？投向解放军，又会是什么结果？他该如何选择......

【4】暗中联络与秘密准备

早在1940年代初，刘文辉就开始与中共建立联系。

1941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刘文辉给予资助。

1944年9月，他正式加入民盟，成为民盟盟员。

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与刘文辉秘密会晤。

这次会面持续了几个小时，周恩来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希望刘文辉能为国家前途着想。

刘文辉表示愿意接受中共的领导。

会面后五个月，中共特派员王少春携带电台进入雅安，在县前街小院架起天线。

这部代号"雅台"的秘密电台，每夜向刘文辉传送延安的文件和战报。

军统特务多次探测到异常电波，但被刘文辉以"剿共指挥部"的名义搪塞过去。

1945年，蒋介石派胡宗南到西康"巡视"，实际是搜查刘文辉通共的证据。

刘文辉提前得到消息，连夜将电台拆解藏入寺庙经卷箱。

胡宗南突击检查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占领南京。

接着杭州、武汉、上海等城市相继解放。中共中央决定进军西南，摧毁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基地。

蒋介石调令胡宗南等部集结西南，企图固守川康云贵。

4月底，刘文辉派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作为全权代表赴香港，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商谈起义事宜。

同时，他派参谋长与邓锡侯商量统一川康起义的问题。

邓锡侯也是四川的地方实力派，掌握着一支军队。

两人虽然在"二刘大战"时期是敌人，但此时面对共同的局势，决定联合行动。

1949年8月，刘文辉向周恩来报告起义准备情况，请示行动时机。

周恩来回电："大军即将西指，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损失。"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刘文辉继续隐藏起义意图，表面上照常处理军政事务。

他在成都和雅安之间往来，观察形势变化，暗中部署兵力。

1949年9月，刘文辉在雅安召开秘密会议，参加者包括部下营以上军官10人。

刘文辉在会上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国民党败局已定，大家需要考虑如何应变。

他表态说："不顽固不捣乱，解放军若来，立即投向人民阵营。"这是刘文辉给部下的行动准则。

会后，刘文辉部署兵力：成都至雅安道路上的部队原地不动，驻守武侯祠一带的部队坚守阵地，并在双流、新津、邛崃、名山、洪雅等地派团驻守，其余部队集中在雅安加强战备，阻止国民党军队向西康撤退。

10月，解放军进军西南，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蒋介石飞到重庆，亲自指挥防御。刘文辉表面上服从调遣，实际上暗中联络邓锡侯、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准备在关键时刻起义。

11月初，为了减少蒋介石的疑虑，刘文辉从雅安到成都，住在刘公馆，照常参加各种会议，表现得很平常。

同时，他仍在暗中活动，与邓锡侯、潘文华密切联系，商讨起义的具体细节。

【5】1949年12月的重大抉择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的西南防线崩溃，他匆忙逃到成都。

12月1日，蒋介石召集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王陵基、熊克武等人开会，宣布新的部署方案：

将部队集中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准备与解放军决战；

政府迁往云南；在西昌设立大本营；

争取美国援助，等待国际形势变化后再反攻。

蒋介石要求四川和西康的地方实力派与胡宗南合作，共同抵抗解放军。

12月2日，蒋介石亲自到刘公馆拜访刘文辉，观察他的动静。

刘文辉沉着应对，没有露出破绽。

但蒋介石对刘文辉仍不放心，派张群、胡宗南约同邓锡侯到刘公馆开会，要求刘文辉、邓锡侯与胡宗南"合署办公"，共同指挥作战，并要求他们先将家属送往台湾。

刘文辉和邓锡侯立即意识到，这是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将家属作为人质。

两人虚与委蛇，以受中央军排挤为由发牢骚搪塞。

胡宗南不肯离去，继续施加压力。

刘文辉佯装气愤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堵住了张群和胡宗南的口，两人只好离开。

12月7日，蒋介石再次通知刘文辉、邓锡侯到成都北校场谈话。

刘文辉敏锐地察觉到，这很可能是一个陷阱，蒋介石要在这次会面中扣押他们，然后挟持到台湾。

当天上午，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立即逃离成都。

刘文辉借口身体不适，悄悄离开公馆，乘车赶往新繁县龙桥。

邓锡侯也通过秘密渠道离开成都

蒋介石发现后，派王缵绪从成都赶往龙桥，劝说刘文辉、邓锡侯回心转意，但遭到严辞拒绝。王缵绪无功而返。

为防止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刘文辉、邓锡侯率部转移到彭县。

12月8日，他们在彭县与微服前来的潘文华会合。

潘文华是西南长官公署的副长官，也是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之一，早已与刘文辉、邓锡侯商定起义事宜。

12月9日，在彭县龙兴寺藏经楼二楼，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人联名签署起义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蒋贼介石盗窃国廿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

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成国民经济破产，促使贪污官员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断绝。

而蒋贼怙恶不悛，唯利是图。战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敞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的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

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

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

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

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司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

坦白陈词，敬维垂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

通电由参谋长杨家祯交给中共联络员王少春，通过秘密电台转发。

消息传出后，震动全国。

成都周边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倒戈，原本准备在川西决战的胡宗南部失去地方军队配合，被迫撤退。

12月27日，成都解放。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起义，加速了西南地区的解放进程，使人民解放军提前完成了西南战役。

【6】起义之后的人生轨迹

彭县起义后，刘文辉率领第24军接受改编。

1950年，第24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隶属西南军区。

刘文辉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协助贺龙等人管理西南地区的军政事务。

1950年1月，刘文辉参加了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

在一次大会上，他公开表态："我以前是大地主，现在要无条件无保留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刘文辉将自己在四川大邑的土地全部交出，分给当地农民。

1952年，刘文辉出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参与四川省的政治建设工作。

他在西康经营多年，对西康地区情况熟悉，对当地藏族群众有一定影响力，在西康省的建设和稳定方面发挥了作用。

1955年，西康省撤销，大部分地区并入四川省，一部分划归西藏。

刘文辉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林业建设方面。

1959年，刘文辉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部长。

他带领林业部的工作人员和苏联专家，深入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等林区考察，了解森林资源状况，制定林业发展规划。

有一次在大兴安岭考察时遇到黑熊，警卫要开枪，被刘文辉制止。他说国家有禁猎令，不能违反。

刘文辉在林业部工作期间，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林业政策，推动了新中国林业事业的发展。

他强调保护森林资源，反对乱砍滥伐，倡导科学造林。

在他任职期间，全国森林覆盖率有所提高。

刘文辉还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

作为起义将领，他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

1949年起义时，刘文辉的行政级别定为四级，与开国大将同等待遇。

他在新中国享受较高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起义后，刘文辉戒掉了四十年的烟瘾和其他不良习惯。

1976年6月24日，刘文辉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

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保定军校生，再成为四川军阀，最后成为新中国的部长级干部。

回到1935年的泸定桥。刘文辉当时下达的那个命令——拆除桥板但保留铁链，增援部队缓行，不炸毁桥梁——在当时看来只是一次普通的军事部署。

他的考虑主要是保护泸定桥这一重要交通设施，维护西康的经济利益，避免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发生冲突。

但这个决定客观上帮助了红军渡过大渡河。

红军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攀着铁链冲过泸定桥，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如果刘文辉真的炸断了铁链，红军要过大渡河就会困难得多。

14年后的1949年，当刘文辉决定起义时，1935年泸定桥的这段经历成为中共方面愿意接纳他的一个因素。

虽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中共对他的信任。

刘文辉在起义通电中写道"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表达了他对过去的反思。

刘文辉从1942年开始与中共秘密联系，到1949年正式起义，这7年间他一直在为起义做准备。

1935年的泸定桥事件，虽然当时只是出于保护地方利益的考虑，但客观上为他后来的起义增添了一份历史积淀。

泸定桥今天仍然横跨在大渡河上。

这座建于康熙四十五年的铁索桥，经历了三百多年的风雨，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1935年5月29日的那场战斗，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被载入史册。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彭县起义，促使四川周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陆续宣布起义，包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田颂尧、第95军军长黄隐、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陈兰亭、四川省财政厅长邓汉祥等。

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绍曾也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

这些起义打乱了蒋介石在川西决战的部署，阻断了胡宗南主力的南撤通道，使解放军得以迅速解放整个西南地区。

西南战役本来可能要打很长时间，付出更大代价，但由于这些起义，战役提前结束，减少了伤亡和破坏。

1950年元旦，贺龙在成都宴请刘文辉等起义将领时说：

"你们保全了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功在青史。"成都确实在解放过程中没有遭受战火破坏，古城的文物建筑得以保存。

刘文辉在新中国工作期间，多次回到泸定桥。每次看到这座桥，他都会想起1935年的那些日子。

那个看似平常的决定，那次象征性的防守，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