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长江

九一三前后我为毛主席站岗

1950年，我有幸被调至毛主席的身边，肩负起警卫工作的重任。自那时起，我在警卫岗位上度过了27个春秋，从副中队长一路晋升至中队长，最终担任了副大队长的职务。在这最后的十年里，我始终坚守在毛主席的身边。我的主要职责是领导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中队，负责在毛主席的住所值班，并随同毛主席进行巡视。在这段历程中，我不仅遇到了诸多困难，也时常遭遇委屈和未曾预料的危险。特别是“九一三”事件，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记忆。

誓卫毛主席，无畏牺牲。

在“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毛主席这位历来充满自信的领导人，突然陷入了未曾有过的苦闷之中。或许是某种征兆的觉醒，抑或是预感到不幸的临近，他的笑容日渐稀疏，往日的风趣与幽默亦随之消逝，饮食难以下咽，睡眠中充满了梦境。

拂晓之际，毛主席外出漫步，我紧随其后。他向门口的哨兵询问是否装备了枪械。一般情况下，毛主席并不赞同携带武器，因此我们的哨兵配备相对简约，多身着便服。我回答，哨兵们不仅配备了手枪，还携带着冲锋枪与机关枪，弹药充足，足以应对一二百名敌人。毛主席对此表示满意，并着重强调，鉴于坏人的存在，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1971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兼警卫局局长，以及中办副主任张耀祠同志，兼警卫局副局长，紧急指示我即刻着手安排毛主席南巡期间的警卫事宜。他们强调，去年庐山会议遗留的问题尚未得到妥善处理，当前局势变得尤为复杂多变。部分地区武斗事件频发，铁路沿线的治安状况同样令人担忧。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战斗准备。他们还对我详细说明了此次南巡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并明确了相应的处置原则和注意事项。

张耀祠语重心长地说：“尽管这并非你们初次外出，但此行无疑将遭遇众多新局面，或许会面临种种挑战、困境与风险，甚至可能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切不可掉以轻心……两位主任将此次外出的安保任务描述得如此严峻，我并不感到意外，对于1970年的庐山会议，我也略有耳闻。”

某日，毛主席于中南海游泳池畔的庭院中漫步，随后转而对我说道：“军队中问题颇多，部分人已不再服从指挥，亟需进行整顿。”我答道：“主席，我坚信，我军广大干部战士无不遵从您的号令。”然而，毛主席却轻轻摇了摇头，说道：“你并未真正洞察实情，其中的曲折，你尚且不知。”

因此，本次行前的筹备与组织工作尤为缜密细致，我们号召全体干部与战士们，以鲜血和生命之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崇高尊严。

南行武汉，唱《国际歌》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赴武汉。

毛主席向来谦逊低调，从不显摆排场，即便是在外出时，也从不接受任何人送行，即便是对于中央的领导人物也不例外。这一次出行也不例外，他登车后，专列便即刻启程。沿着京广线向南行驶，首站抵达石家庄，进行常规的检修和加水作业，仅仅停留了15分钟，列车便继续前行。次站郑州也仅停留了15分钟，于8月16日下午抵达武汉。毛主席换乘汽车，穿梭于武汉市区，途径蛇山、龟山，跨越长江大桥，最终入住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楼。

夜幕降临，毛主席紧急召集了当地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举行会议。此次出行，身边仅有汪东兴同志相伴，随行人员较往常显著减少。因此，毛主席交待的任何重要事务，均由我们全权负责处理。次日，毛主席接连主持了两场会议，而在25日与27日，他又分别主持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

在这段日子里，他先后与刘建勋、王新、刘丰等同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紧接着又接见了华国锋等同志。我主要负责接待与送别宾客的任务，并未参与会议的讨论。汪东兴同志组织了我们随行的小组成员召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谈话要点，并强调我们要深刻理解其精神核心，同时特别指出要提高警觉性，切实加强警卫工作，确保随时处于战斗状态。

8月27日，午后的14时整，毛主席乘坐专列，踏上了南下的旅程。这一次的出行，与往日的出行略有不同，武汉军区的负责人刘丰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人士，也一同随行。毛主席端坐于会客室中央的沙发上，而刘丰等一众人士则分列两旁，各自落座于长沙发之上。

茶水刚刚被服务员一一奉上，她正准备悄然退场，毛主席却突然唤她吟唱《国际歌》。服务员应声而歌，毛主席则一边以手轻击茶几，为歌声伴奏，一边随着旋律的起伏，嘴唇微微颤抖。在场的每个人都随之应和，歌声与热烈的掌声交织成一片。

随着《国际歌》首段旋律缓缓落幕，毛主席仍沉醉于那激昂的节奏之中。紧接着，服务员轻声唱响第二段，响应之声此起彼伏，瞬间汇成了一曲热烈的合唱。众人纷纷接过歌喉，轮流吟唱，毛主席在旁发表感言，期间“为真理而斗争”与“团结一致”这两个核心理念被不断强化。

毛主席曾强调，《国际歌》以及列宁所著的《欧仁·鲍狄埃》均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与立场，二者共同叙述了奴隶阶层为探寻真理而英勇斗争的历史篇章。毛主席还回忆，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撰写了一篇700字的文稿，其中提出了奴隶阶层创造世界这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接着，主席与众人一同高声吟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着重指出每一项内容都务必铭记在心，不禁感慨，时至今日，已有数条变得难以清晰回忆。此外，他还强调，我们不仅需要学会这首歌的旋律，更要将歌词中的教诲真正付诸行动。

抵达长沙那一刻，刘丰一行与我们各自踏上了不同的道路。至于为何毛主席将他们从武汉转移至长沙，时至今日，我仍未觅得一个确切的答案。

质问丁盛、刘兴元

8月28日，随着夕阳缓缓西沉，毛主席莅临长沙。他下榻于蓉园一号楼，这栋建筑不仅是他故乡的省会，更是他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事业的圣地，他对这里充满了无尽的眷恋。然而，此行与往昔异，毛主席并未如同往日般游览四方，而是全神贯注于紧张的工作之中，积极召集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党政军领导，召开会议，并与之进行深入的交流。

某日，毛主席身着毛巾布制成的睡袍，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以及政委刘兴元展开了一段深入的交谈。令人不解的是，湖南省省委书记华国锋也受邀出席了此次会议。这场规模不大的会议在毛主席所居住的一号楼内举行，我受命引导与会者步入会场，并在入口处担任了守卫的工作。

当时服务于毛主席身边的，无论是担任卫士还是秘书，绝大多数都是我警卫部队中的佼佼者。主席的卫士一职由一中队副中队长商来保担纲，而秘书之位则由原一中队副区队长高碧岑执掌。在保健方面，由后来晋升为305医院副院长的吴旭君等专业人士负责。张玉凤那时刚刚加入团队不久，主要负责一些琐碎事务。尽管职责各有分工，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常常需要身兼数职。

毛主席与丁盛等同志展开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深入探讨。交谈落幕之际，我轻手轻脚地推开房门，一缕清新的微风扑面而来。室内空调的温度适宜，保持在约23摄氏度，而室外气温则已经攀升至30多度。我明显察觉到，他们的对话毫无隔阂，丁盛、刘兴元两位同志精神焕发，信心十足。毛主席与他们逐一握手，他们身着笔挺的军装，迅速行礼，表达敬意。

毛主席指示：“国锋同志，即刻更衣军装，接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重任，全权负责军区各项事务。”他接着对丁盛与刘兴元说：“今后遇有要事，可直接与他商讨。”丁盛与刘兴元异口同声地回应：“请主席放心，我们定当遵照华国锋同志的指示，全力以赴，确保广州工作的顺利进行。”华国锋与汪东兴陪同丁盛、刘兴元先行一步，随后转身返回室内。大约十几分钟后，华国锋才起身离开。

次日，汪东兴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语：在众多人的注视下，毛主席严肃地对丁盛与刘兴元提出质疑：“你们与黄永胜关系密切，频繁接触，他倒台后，你们是否也从中获益？……我坚信我军绝无造反的可能，我也不认为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发动叛乱！军队中还有师、团以及各级行政机构，你们竟敢利用军队做坏事，难道你们是在听命于他？！……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捧作天才，这究竟有什么好处？”

在消息传递过程中，汪东兴并未透露具体人物的名字，我们自然无法深入探究，但内心不免忧虑，疑惑究竟何地、何人正面临着重大的变故。

在长沙逗留的四天里，毛主席的活动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他不断召集会议、开展谈话。警卫人员根据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和工作安排，多次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总体而言，我们感受到当前的形势十分严峻，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强化我们的责任意识。无论是值班人员还是巡逻哨兵，每个人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应急准备。面对任何突发情况，我们都要迅速做出反应，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始终得到保障。

南昌会许世友

8月31日，毛主席的专列自长沙出发，驶向东方，最终抵达了江西南昌。他在市区十余里外的一座山坡别墅中安顿下来，这里环境幽静，宜人宜居。正是在1962年南巡途中，毛主席曾在此地留下了他的足迹。

于南昌之地，毛主席亲自与江西、福建、江苏等省份的党政军领导进行个别交谈。他指出，“林彪固然应承担一定责任”，并提出“对林仍需予以保护。毕竟，无论何人犯错，若不讲究团结，不遵循正确路线，实属不当。返回北京后，我将继续与他们进行对话。即便他们不主动找我，我也会主动寻找他们。有些人或许能够被教育改正，而有些人则可能难以改变。这需由实践来证明。未来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可能悔改，二是他可能不会。若犯了重大原则性错误，犯了路线和方向上的错误，作为首犯，改正起来亦颇为困难。历史上，陈独秀是否有过悔改？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等人是否悔改过？事实表明，他们并未悔改”。“我与林彪有过交谈，他的一些言辞确实不够妥当”。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临现场，他身着简单的白汗衫与军装裤，引人注目的是他脚下的那双由麻绳与布条细心编织而成的凉鞋。鞋面上，一朵鲜红的“红花”怒放，为其独特的着装增色不少。

毛主席与许世友谈笑甚欢，直至送他至门外，关切地询问他是否仍欲继续狩猎。许世友随即回应，毛主席听闻后，不禁放声大笑，与他热情地握手。次日，我亲眼目睹许世友手握猎枪，迈向机场周边的草滩，继续他的猎兔之旅。

毛泽东主席的千金李讷，正于中央办公厅江西的五七干校投身劳动，其所在地点仅相隔南昌一小时车程之遥。自大学毕业起，李讷更名肖力，投身于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岗位。她时常参与问题处理，名字频繁见诸报端，后来更晋升为《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紧接着又担任了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职务。

然而，毛泽东主席对此却颇为不悦，坚持要求李讷投身劳动锻炼。当主席抵达南昌时，李讷已在干校劳动了一段时间。我们原本以为主席会对这个宠溺的小女儿格外关心，并关注她的劳动情况，或许会特意召见她。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即便在主席逗留南昌期间，主席也未曾与李讷会面。

9月初杭州不安

9月3日，一列专列抵达了杭州。列车刚刚停靠，毛主席便迅速召集浙江省的负责人熊应堂、南萍、陈励耘等人展开会谈。在深入的交谈中，他详细解读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并与众人一同高声吟唱了《国际歌》。此外，毛主席还深入阐述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务必坚守马列主义，坚决抵制修正主义；务必致力于团结，坚决反对分裂；务必保持行为光明磊落，坚决杜绝任何阴谋诡计。

一番畅谈之后，毛主席才移步至夕阳山脚下、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安顿下来。每当毛主席莅临杭州，他总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这里曾见证过许多重要会议的召开。我仍旧保持着往日的习惯，由近及远，缓缓环顾四周的风光。

一号楼实质上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平房，其庭院开阔，古柏葱郁，枝叶扶疏。越过一座并不高耸的山丘，即可遥望那闻名遐迩的雷峰塔。尽管地形并无明显变化，然而服务团队的成员却换上了一副新面孔，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展现出训练有素的气质。经我询问，方得知他们系为此次任务特地挑选的精英。外围的安保措施亦有所变动，原先那些熟悉的浙江省公安机关人员已悄然退至幕后，取而代之的是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接待毛主席的几位负责人中，唯有他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手中掌控着省军区及治安的大权。

我注意到，毛主席似乎有所领悟，此次在杭州的停留期间，他的情绪愈发显得焦虑不安。目睹毛主席如此情形，我们亦感心绪不宁，夜不能寐，尽管我们尚不完全清楚个中缘由。

在那个暮色渐浓的时刻，我伫立在礼堂前那棵古老榕树的阴影下，向部队成员们详细讲解当前的局势以及必须注意的事项。干部和战士们均身着便装，他们坐在简陋的小马扎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人数大约在四五十位左右。毛主席在漫步于小商、小吴之间时，不期然地缓步走到了队伍的前方，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热烈的掌声。

我向主席汇报道：我们正在进行学习，并正在阐述您所提及的“三要三不要”原则。我的讲解或许未能充分传达其精髓，恳请您亲自为大家进行详细讲解。主席轻挥手臂，示意我带领大家共同高唱《国际歌》。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我感到颇为棘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恰在此时，汪东兴同志急匆匆赶来，他告知我，毛主席曾明确表示，既然你是队长，那么便无需推辞，直接承担指挥职责即可！

我鼓起勇气带领大家高唱了两遍《国际歌》。毛主席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称赞我们的演唱水平相当不错，随后他提议再唱一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结束后，我询问毛主席是否还有其他指示，他挥了挥手，说道：“你们的歌声洪亮有力，不仅会唱，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指挥。”

在南巡的征途中，毛主席的脚步踏遍了辽阔的土地，与人交往的圈子亦颇为广泛，其中亦包括了林彪集团的成员。恰逢近日，汪东兴同志召集我们几位干部举行会议，他强调此前所提及的“三要三不要”并非空谈。当前党内分裂的迹象日益明显，有人不服从命令，局势变得异常复杂，他要求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以防破坏活动的发生。

我对这所谓的对象究竟是谁感到极度的兴趣，渴望在心中形成明确的认识，以便能够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然而，鉴于我长期从事警卫工作所养成的习性，我明白此刻不宜轻易发问，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做好全面应对的准备。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抵达杭州，与往昔相比，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

昔日毛泽东主席莅临杭州，对浙江省委及公安厅的同事们既充满敬意，又关怀备至，且颇有好感。然而，近期却不知何故，主席对掌管杭州警备大权的陈励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一次陈励耘前来拜访，主席直截了当地质问：你与吴法宪的关系怎样？吴法宪在庐山纠集了几人，包括你陈励耘，以及上海的王维国、广州的顾同舟，你们究竟做了些什么？陈励耘言辞闪烁，显得十分尴尬。

随着局势日渐清晰，毛主席所察觉的疑点不断增多，对陈励耘等人的疑虑也日益加深。9月8日深夜，夜宵之后，毛主席突然下达命令，要求小商立刻通知，务必让专列火速驶往百里之外的嘉兴。我心中不禁揣摩，或许是因为我们三列专列停靠在岔道，过于显眼，导致有人认出了毛主席的专列。但毛主席始终未曾向任何人透露，为何要在夜间紧急转移专列的真正原因。

赴上海访王洪文

9月10日，如同往日一般，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并未安排任何特别的活动。上午时分，我们与驻地的警卫营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篮球较量。在炎炎烈日下，每一位参赛者均汗如雨下，仿佛刚从河中沐浴而出。比赛终了，我们立刻洗净身上的汗水，换上了清爽的衣物。

午时钟声方歇，毛主席突然下令启动了一列专列，然而并未透露其确切行踪，仅是叮嘱不得将此事告知陈励耘等人。此刻，雨水依然未曾停歇，湿透的衣衫如同持续的小雨，战士们纷纷向指挥部请求对策。我指示他们，需将湿衣服用雨衣仔细包裹，然后一同携带。

鉴于当前形势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尚未确切掌握敌人身份及其藏身之地，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我已安排前卫车和后卫车分队人员先行抵达车站。前卫车需提前数分钟启动，而后卫车则负责严密监控车站的出入口及乘车区域，仅保留三十余人随主席行动。我和张耀祠乘坐小车率先开道，毛主席则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乘坐小车位于中段，警卫部队则乘坐一辆面包车作为后卫。从启程到登车，整个过程进展顺利。下午三点整，专列从杭州车站缓缓驶出，朝着上海方向进发。

事后，我查阅了汪东兴的回忆录，从中得知，在刘庄工作的员工中，有匿名者向毛主席举报，称陈励耘曾指示其监视主席的动向。一位与主席关系密切的领导干部通过他人转达信息，透露有人在杭州暗中筹备飞机。更有甚者，有人对停放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毛主席专列提出非议，认为其“妨碍了交通”。这些不寻常的迹象引起了主席的极大警觉，他果断下令撤离杭州。傍晚时分，专列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

二十余年间，每至毛主席光临上海，必定逗留数日。故而，我们依循旧规，对下车后的食宿做了周全安排。但这一次，毛主席并未下车，却是在专列中召集了上海市的党政军要员，如王洪文、马天水等，进行了一场深入的会议或交谈。这一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随后他们离开了列车。我们则在火车上共进晚餐，并安排了当夜的住宿。

夜深至21点至22点时分，汪东兴将我们数人召集在一起，这其中包括秘书和卫士。他手中紧握着一份薄薄的小册子，一页一页地翻看，并针对性地向我们阐述了毛主席最近谈话的核心要点：庐山的问题尚未尘埃落定，诸多问题依旧待解……我们必须对军队进行必要的整顿，我坚信，我国军队定不会辜负革命的期望，背叛革命事业。

在讲述至某个节点时，汪东兴话到嘴边又止住了，接着翻阅到了另一页。直到1972年3月，我才从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与沿途负责人交流的记录》中了解到，汪东兴翻过的那部分内容是：“他们企图隐瞒，甚至不让总参二部的高级干部得知，这怎么行？”随后，汪东兴下令加强专列的安保措施，在关键区域增派双岗，并要求增加干部值班。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增设了五六个岗哨，并成立了一个三人巡逻小组，哨兵们还配备了冲锋枪。

在9月11日的拂晓时分，许世友将军莅临，我引领他至毛主席的车厢门口，随即汪东兴热情地接待了他，两人畅谈超过一小时，直至午时才告一段落。毛主席并未邀请他一同用餐，只是简略地叮嘱道：“你随意用餐吧。”我陪同许世友将军至车下，他语气坚定地表示：“请主席放心，南京军区的全体将士都紧密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我们已经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准备充分，一切就绪。”

我们的列车从上海出发，目的地是南京。当暮色降临，我们抵达了南京的下关车站。在那里，我亲眼见证了许世友将军的热情接待。我将许司令员的到来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回应道：“上午已经与他见过面，并且已经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无需再留，请他回去休息吧。”我随即下车告知许世友将军，但他并未选择离开。在列车加水15分钟后，专列再次启动，只见许司令员仍旧站在原地，向我们挥手告别。

9月12日，林彪

这列专列穿越长江大桥，沿着北行的轨迹疾驰。昔日，列车常在蚌埠、徐州等地停靠，但此次却一路畅通无阻，于凌晨12时抵达济南火车站。毛主席原定接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高秘书早已事先告知了这一消息。我们下车等候，但迎接我们的却是副司令员杨得志同志一人。他告知，杨司令员已前往泰州执行公务，预计需五至六小时方能返回。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当前的情况。毛主席指出副司令员已失去联络，并计划不久后前往北京参会，同时告知其他人员可以返回。在此期间，正在与北京通话的张耀祠等人也一同登上了车辆。毛主席命令车队即刻出发。车队持续向北进发，跨过黄河，最终抵达天津。在天津稍作停留，补充水源后，车辆加快速度继续前进。毛主席随后下令在丰台车站停靠。丰台车站距离北京站仅有不到20分钟车程，但主席之前从未在此地停留，这其中的原因无人能明。

13时10分，列车缓缓停靠，车门缓缓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丰台站的站牌。我引领驻守在站台值班室等候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以及北京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一一进入专列。随后，我离开了车厢。在专列之中，他们展开了两个多小时的深入交流，全程由汪东兴同志担任陪同。

随后，我深入研读了这些领导人所著的文章，这才逐渐领悟到毛主席是第一个洞察北京局势的人，他不仅明确指出了林彪的名字，而且还进一步阐述了应对武装政变所需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政治警觉，他下令李德生在南口部署了一师的兵力，以防备可能发生的更大规模的极端事件。

临别时分，夜色渐浓。尽管午餐是在列车上度过的，却未曾料想，午后的17点钟，启程的消息仍杳无音信。于是，我们在专列上又享用了一顿晚餐。然而，晚餐过后，启程的命令仍旧未至。直到19时过半，夜幕降临，我们才终于接到驶往北京站的指令。抵达北京站时，如常所见，并无欢迎的人群，只有警卫局的大小车辆，忙碌于接送人员和搬运物资。我们迅速换乘，顺利回到了中南海。

离家已过一个月，心绪如悬梁之鱼，日夜忧虑。尤其是自10日起，连续数日未能得眠。而今，终于平安抵达北京，那久违的轻松感瞬间充盈全身。随同毛主席外出的汪东兴、张耀祠也各自归家。我细致地安排了哨兵与值班人员，详尽地交代了各项注意事项，直到夜幕降临，部队的灯火逐渐熄灭，我才得以离开。数日未曾安眠，一进门便倚靠在枕头上，立刻沉入了梦乡。

林彪出逃的当日

刚陷入梦乡不久，游泳池值班室便派人急促地唤醒我，要求我立刻返回。尽管从睡梦中被叫醒让我心中有些不快，但我明白此事定然非同寻常，于是迅速骑上自行车，赶往中南海西门，抵达游泳池值班室。只见汪东兴和张耀祠两位已经在场，他们的面容紧绷，神情显得异常严肃。他们日夜陪伴在毛主席身边，白天还要负责管理部队，生活作息极不规律，入睡困难，不得不依赖大量安眠药才能入眠。深夜被叫醒，对他们来说无疑是种折磨。见到他们，我回想起刚才的不悦，不禁感到愧疚。

汪东兴告知我，林彪已逃离，且是通过航空途径逃离。听闻此消息，我深感震惊，副统帅、国防部长、国家除毛主席外的最高领导人，他对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密了如指掌。我迫切询问：他究竟是如何逃脱的？逃往何处？内心急切地希望立刻将他追捕归案。

汪东兴叹了口气，感慨地说：“他选择搭乘飞机逃离，这确实非他人所能阻挡，亦非人力所能阻挡。至于他究竟逃往何方，还需进一步搜集更多信息。我本欲探究消息的来由，然而见汪东兴面露紧张，便不便再继续追问。”

不久之后，我获悉，在我抵达值班室之前，北戴河执行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已通过电话紧急上报，林彪之女林豆豆迫切要求大队长姜作寿采取必要措施，旨在阻止林彪登机，并确保其安全。

张耀祠迅速向汪东兴做了报告，短短十分钟内，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第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也得知了这一消息。与此同时，张耀祠立即部署警卫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北戴河的张宏持续传递最新动态，汪东兴随即将这些信息通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综合了空军、总参谋部等多方途径汇集的信息，随后告知了正在游泳池值班室的汪东兴，并请他向毛主席汇报。

林彪驾驭着三叉戟客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飞向西北方向。在飞行过程中，雷达设备始终处于开启状态，严密追踪着其行踪。那时，我心中暗自思忖，林彪的逃逸路线明显指向苏联。那段时间，苏联在我国边境持续增兵，特别是两年前珍宝岛事件的爆发，使得两国关系已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林彪的逃离，无疑将我国推向了一个更为危险的边缘。一旦苏联发动突袭，后果将不堪设想。我立即下达命令，要求中队全体成员立即起床待命，并将几辆常用的大小汽车迅速集结到位。我们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确保在接到命令的瞬间，能够迅速启动行动。

毛主席刚安寝不久，便被唤醒。那是在9月13日凌晨的一时左右，周恩来总理急匆匆地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我在门口静候，总理与随行的汪东兴低声交谈了几句，便并肩步入毛主席的卧室内。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周恩来和汪东兴一同走出，他们宣布，主席已作出决断：林彪已逃亡，天将降雨，女儿即将出嫁，一切顺其自然。

汪东兴向主席请示：主席，关于他的安全保障问题，应该如何妥善处理？周恩来稍加思考后，提出建议先将他安置在人民大会堂，那里条件较好，后续再做具体安排。我们随周恩来走到门口，他随即乘车返回了人民大会堂。尽管家与大会堂相距不过数百米，周恩来还是决定不回家。

毛主席走出卧室，我注意到他的面容略显疲惫，眼中透露出疲惫与怒气。在我的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露出这样的神情，但他并未多言。毛主席依旧乘坐他那辆熟悉的吉斯轿车，从中南海西门出发，驶向人民大会堂。

京城街头，静谧得仿佛凝固。毛主席抵达人民大会堂后，再度入住那间他熟悉的118号厅。周恩来不时前来，与毛主席亲切交谈，汇报着最新的情况。夜幕低垂，静谧无声，凌晨2时，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跨越了国界，随即在雷达屏幕上悄然消失。我们度过了一段充满忧虑的时光，心中不禁涌起疑惑，那架三叉戟究竟驶向了何方。

在晨光熹微的时刻，李讷便托人将她的婚事呈报给毛主席，谦卑地恳请主席的恩准。年方三十二岁，李讷的婚事一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尽管有人曾为她物色过几位合适的对象，却终究未能成就佳缘。她和机关同事小李均为未婚的同龄女性，在闲暇之余，她们常半开玩笑地谈论，不知何时才能漫步街头，偶遇那位心动的伴侣。

于118厅的长沙发上，毛主席端坐良久，自信封中取出一张16开红格信纸，反复端详，却始终未能洞悉其真意。他向递信者询问，探询对方的详细情况、所属机构以及彼此间的关联。递信者正是我们一中队的一位干部，与毛主席交情匪浅。干部便简要地介绍了男方的年龄、籍贯等基本信息，提及男方是一名服务员，虽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却对知识充满渴求，热爱劳动，与毛主席感情深厚，双方均表达了步入婚姻殿堂的愿望。

毛主席随即于报告页边用铅笔批示：“批准，毛泽东，九月十三日。”并嘱来人携报告离去。紧接着，毛主席便陷入了深沉的焦虑与苦闷之中。

9月14日午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传来了消息：在蒙古东部温都尔汗地区，一架三叉戟民航客机不幸坠毁，机上所有乘客，包括八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均不幸遇难。周恩来脸上露出了宽慰之色，步入了118厅，言语间流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他说：“终于有了结果。”接着，周恩来走出厅门，向我们透露，毛主席对此表示，这乃是最理想的结果。

自此毛主席的身体垮了

然而，“九一三”事件对毛主席而言，无疑是一场难以承受的重创，他的心灵深处饱受着难以言喻的痛苦，其追求与自信亦遭受了重创。自此，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每况日下。起初数日，毛主席彻夜未眠，除偶尔提及“天要下雨”之外，再无其他言语。

数月来，他的精神状况一直不佳，面容憔悴，饮食和睡眠都变得异常，也不再像往日那样乐于与警卫战士交谈，甚至回避与人见面。我心怀忧虑，不知毛主席能否承受住这样的压力？

1972年伊始，毛主席决定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仪式。通常情况下，此类通知事宜由主席的资深秘书徐业夫负责，然而那天恰逢他休假，因此由张玉凤同志代为传达。我随即向汪东兴同志和张耀祠同志发出通知，并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相关情况。同时，我安排调用了主席出行所需的大小车辆，并要求随行的警卫人员携带好长短枪支以及充足的弹药。

小张搀扶着毛主席走出，我注意到毛主席着装单薄，李指导员递过一件棉大衣，毛主席却轻轻摆手。在这寒冷的天气中，毛主席自八宝山归来后便病倒。此后几日，毛主席仍旧频繁外出，或是前往钓鱼台，或是步入人民大会堂118厅，参与会议或交谈。已届八旬的毛主席体力日渐不支，于1月13日突然陷入休克。不久后，毛主席再次遭遇休克。

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组成的主席医疗领导小组，后来增加邓小平、华国锋，并在原来医护人员的基础上增加几位医护人员，昼夜值班和护理。

自那以后，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始终未能复原。直至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不幸与世长辞。

作者简介：

陈长江，1931年9月12日，诞生于江苏省海安县章郭乡东闸沟村（今属南通市海安市）。自年幼时便投身于地主家中的劳作，担任长工。1946年8月，他毅然投身革命，加入新四军，并在海安县独立团特务连担任侦察员。随后，他又转至独立团直属情报站，担任情报员一职。直至1948年底，他重返独立团特务连，继续履行侦察员的职责。

因表现卓越，陈长江于1949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仅过两个月，他便被调至泰州军分区司令部特务连，担任警卫员一职，并兼任连党支部委员。在随后的三年解放战争岁月里，他参与了数十场大小战斗，始终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直至随解放军渡过长江，他亦随之重返泰州军分区，继续担任警卫员。

1950年，陈长江因在大生产中表现卓越，荣获泰州军分区的劳动模范称号。同年七月，他荣幸地参加了苏北军区的劳动英模大会。

1950 年，陈长江被选调北京中央警卫团，次年开始进入中南海直接担任主席警卫，一直到毛泽东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