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父亲李公朴在昆明英勇捐躯，我随母亲张曼筠和弟弟回到了上海。在那儿，我迈入了上海法学院的校园，开启了高中一年级的学习旅程。然而，由于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我最终遭到了学校的开除。次年，我转学到香港，继续在培侨中学的高二年级深造。同年，我加入了地下新民主义同志会。
1948年十月，在地下党的精心策划与周密部署下，我们一家自香港出发，历经天津，跋涉重重险阻，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终于抵达了华北解放区的石家庄。在那里，我有幸被选派进入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班深造，并荣幸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业之后，我得以转入该校外语系，专攻俄语。到了1949年，随着北平的胜利解放，我随学校一同迁往北京，继续我的俄语学习之旅。
1951年新春佳节之际，军委卫生部北京医院迎来了两位苏联院士教授，他们肩负着为我国中央首长提供医疗服务的重任。鉴于医院急需两名党员担任翻译，我和陈复君同学——这位来自延安的年轻党员——得以提前结束了学期的学业。我们卸下了灰色的军装，换上了绿色的军服，肩负起了北京医院保健翻译这一至关重要的使命。
在那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我接到一项出差任务——需陪同江青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同时担任她的翻译。
启程之际，军委卫生部的傅连部长亲自对我给予了鼓励。
在执行外勤任务期间，我需确保与家人保持通讯断绝，所有书信往来均须通过大使馆的信使进行传递。对于此次出差所涉及的具体任务，我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决不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信息。本次出差，我的职责不仅涵盖翻译工作，还负责对江青同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任务顺利完成之后，我将立即向您汇报。
9月6日，我身着华美的红衣长裙——一件色彩鲜艳的红裙，换下了平日里所穿的绿军装，被送往南苑机场。那里，一架苏联的专机早已整装待发，蓄势待飞，即将在蓝天之上展翅翱翔。就在这一瞬间，毛主席与江青急促地从车中走出，他们的身影立刻映入我的眼帘。
我作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俄文专修学校学员，有时，周末被挑去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做舞伴，我和毛主席跳过舞，这是第二次见他了，感到意外的是他亲自来送行。我当时想毛主席对江青真心关爱。
踏入四十岁门槛的江青，衣着得体，步履间流露出挺拔的身姿，气质卓然。她以素面朝天示人，神态自若，让人倍感舒心。待人接物间，她亲切和善，那平和的态度迅速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
江青与翻译张国男在莫斯科疗养。
苏联的专机设备堪称一流，配备有舒适的卧室与宽敞的会客室。自飞机腾空而起的那一刻起，我便与江青一同领略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享受的尊贵待遇。
在飞往目的地的旅途中，航班于伊尔库斯克临时降落，补充了燃料后，便继续了它的行程。夜幕低垂之际，莫斯科终于映入眼帘。此时，一辆黑色吉斯轿车悄然驶至，车内坐着的正是苏共中央对外联络处的中文翻译——娜斯嘉·卡尔东诺娃。此类车辆享有特殊待遇，沿途的红灯皆化作绿灯，这是苏联政治局委员们独有的礼遇。轿车径直驶向克林姆林宫医院——我国同仁称之为“皇宫医院”，该医院专门负责接待来自海内外的贵宾官员。
病区分为内室与外室两大区域，内室宽敞且光线充足，是患者休养的理想之地；而外室则相对狭小，专为陪护人员所设。
在病房内，一位保健医生早已恭候多时，他迅速为江青完成了长途跋涉后亟需的全面检查。
经过连续数日的细致检查，我们最终确诊江青女士患有泥沙样胆囊结石，并需接受胆囊冲洗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患者需保持右侧卧位。医生将一根细长的橡皮管缓缓从口腔插入，途经胃幽门，最终抵达胆囊。将管头精确送入胆囊内部是一项技术性要求极高的挑战，患者需调整至恰当的体位，以便引流管能够顺利抵达胆囊所在区域。
在引流作业中，她往往需依赖管道与人展开交谈。起初，我对她的言辞感到辨认困难，这无疑给翻译任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医生与患者均显露出焦虑不安的神色，这对冲洗流程的顺利进行无疑造成了不利影响。所幸，我的适应力颇强，很快便掌握了沟通的韵律。
经过数个疗程的治疗，泥沙的痕迹已几乎不见踪影。遵照医生的指导，我们踏上了前往高加索地区的索契之旅，那是一座因泥疗而闻名的疗养胜地。在这里，我们日复一日地按照传统方法，将黑泥敷在江青的腹部，进行泥疗。
二月，林利女士重返莫斯科的“皇宫医院”，随即接到调令，抵达该地。林利女士，中央资深领导人林伯渠的千金，自1938年6月高中毕业以来，便远赴莫斯科深造，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返回延安。1949年之后，她曾多次陪同高级代表团出访海外。在那一年的世界和平大会上，她作为代表团的翻译参与其中。大会闭幕之际，她受命留下，为江青女士首次赴苏联接受治疗提供翻译支持。
1952年秋季，刘少奇同志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林利同志承担了翻译的重任。随着大会的圆满结束，她陪同少奇夫妇一同前往高加索的索契进行休养。恰巧，江青同志也在此地接受着泥疗。
江青与林利偶遇，言辞间透着挑衅，提出与那些人同行岂非乏味？她建议不如跟随我。抵达莫斯科后，江青便委托当时我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与林利取得联系，希望她能留在我身边共度时光。林利虽感无奈，还是暂停了手中列宁《哲学笔记》的翻译工作，答应了陪伴江青的请求。
此次入住的病房不仅设有专为患者设计的卧室，更增设了一间宽敞的客房，专为陪护人员提供舒适的休息与居住环境。此外，还配备了一间兼具客厅与电话间功能的小型空间，该空间亦被用作医生和护士的办公区域。我国苏方特别安排了两名警卫员实行轮班值守。
林利心中明白，江青与毛主席的身份自然迥异，此番前来的目的在于寻求疗愈。于是，他建议江青向苏方提出取消为其特别配备的警卫团队。江青起初面带愠色，但最终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尽管如此，苏方仍执意派遣了警卫人员为她提供保护。
3月5日的破晓时刻，护士们正在为江青实施胆汁抽取的检测流程，若进展一切如预期，她便将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就在这一关键时刻，苏共中央的联络员卡尔东诺娃匆忙来到我的住所，紧急要求我立即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告知江青。我诚恳地请她稍加等待，待胆汁引流手术圆满完成后，再将这不幸的消息透露，以免她的情绪波动对手术进程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林利也与医生达成共识，决定暂时对她隐瞒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
卡尔东诺娃泪如泉涌，哽咽地诉说：“今日，全球的视线应聚焦于苏联人民及党的深重苦难。党中央特地派遣我前来，正是要将这沉重消息传达至江青同志耳中。她步入江青的居所，恳请林利担任翻译，并郑重指出，林利与医生一同做出的暂时隐瞒真相的决定，实乃一项严重的政治失误。”
江青情绪失控，泪水如泉水般汹涌而出，猛力拍击着林利的桌案，痛悔自己为何被蒙蔽在真相之外。随着情绪逐渐平复，医生立即为她进行了胆汁引流手术，奇迹般地成功引流出了胆汁。
事后，江青对林利坦诚相告，她心中清楚，林利及众医者均怀揣着一腔无私的善意。
数日过后，苏共中央联络部正式下达了命令，要求江青陪同我及林利一同前往圆柱大厅，向斯大林表示敬意。尽管这段时光不过短短数分钟，斯大林的遗容却如同刻印一般，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不久，江青察觉到自身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肝部疼痛不时发作，于是便萌生了在春光和煦、百花盛开的季节前往南俄疗养的念头。林利把握时机，呈上了国内同事们寄给她、满怀期待她归来的众多书信。江青浏览过后，怒火中烧，对中共中央编译局的领导人师哲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认为正是他一手操办了这批信件的撰写。
林利随即召集了苏方的保健医生、护士长，以及我，一同前往劝解江青，期盼她能够应允林利离去的请求。然而，当离别之际来临，江青的眼泪如泉般涌出，她坚决不愿放林利离去。
此时，医生与护士长费尽周折，方才平息了江青的躁动情绪，使得林利得以平稳地离场。在离别的那一刻，她轻声向我透露：“江青提及，你的伴侣曾是沈钧儒的秘书，在党内享有盛誉，作为民主派的一员，而你自身的社会联系亦颇为复杂。”
当时，我们俩都深感震惊，不明白她为何对我们二人持有如此看法。
直至“四人帮”的资料公之于众，人们方才如梦初醒，意识到江青对于提及她前夫唐纳的事情极为忌讳。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这三对恋人原定在同一天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计划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婚礼，这一创意正是才子唐纳的精心构想。他们特别邀请了上海著名大律师沈钧儒先生担任婚礼的证婚人，而著名导演郑君里先生则身兼司仪与摄影师两职。我所见证的，正是这三对新人与沈老先生共同留下的珍贵合影。
郑君里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不幸陨落，其悲剧根源实乃江青的残酷迫害所造成，唐纳亦难以逃脱其应承担的责任。
在那个文化大革命动荡的年代，江青在叶群的辅佐下，对郑家及另外四位三十年代知名文化界的知情人士进行了逐一访谈，旨在寻找一封对局势至关重要的信件。
1957年，毛主席的《蝶恋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轰动一时。江青对毛主席说：“你想杨开慧，我还想唐纳呢。”
在愤怒的激荡下，她迫不及待地向郑君里投寄了一封急信，迫切地索要唐纳在法国的联络信息。
在与江青的对话中，我无意间谈到了唐纳的最新情况。听到这些，江青的面色顿时转为阴沉，她并未回应。这一情景，让我被她视为一个身处复杂关系网络中的人物。
卧病在床，她时常挑选影片以消磨闲暇时光，而其中，《红与黑》这部译制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幸而，我事先已经阅读过这部经典著作，因此在观影之际，我得以一边欣赏，一边着手翻译，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了那段时光。
看完苏联制作的《第四十一》，她不由得向我感叹：“如此佳作竟然遭受禁映，真是令人扼腕叹息。男女主演的演技堪称精湛，让人不禁为之赞叹不已！”
她曾向我提及，胡乔木曾盛情邀她加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担任要职，协助推进电影审查事务。至于电影制作中的专业词汇，诸如“蒙太奇”和“淡入淡出”，江青都曾耐心为我逐一进行详尽的解释。
江青曾踏入大剧院，见证了芭蕾舞艺术的璀璨绽放。当时，人民艺术家乌兰诺娃正以非凡的舞艺演绎《红罂粟花》，却激起了江青的强烈反感，她直言不讳地指责其为“侮辱中华民族的剧目”，并坚决主张不应观看。在她看来，普列谢茨卡娅的舞技与乌兰诺娃不相伯仲，堪称一位成就显赫的演员。而直到后来，我们才有幸在莫斯科大剧院的包厢中，目睹了普列谢茨卡娅主演的芭蕾舞剧《喷泉》那绚烂的篇章。
在这次观摩活动中，我有幸目睹了深受人民喜爱的著名歌唱家达拉索娃深情演绎《三姊妹》。当演出落下帷幕，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的歌声充满了魅力，但在外形上似乎略有欠缺，显得有些丰腴。我几乎难以自持，曾一度想要中途离场，但又担心这样做会让包厢显得冷清孤单，影响整体的观赏氛围。”
显而易见，他们的沙文主义大国心态暴露无遗。面对这一态势，我们绝不能流露出任何软弱迹象，必要时，我们更要勇敢地站出来，坚定地反驳数句。”她的举动正是这一信念的生动写照。
在此地，我们所享有的待遇与政治局委员无异。凡居住于别墅的同志，每日均可享用价值100卢布的物资补给，医疗费用则独立核算。江青曾对我言：“此处的一切开销，均由相关部门精心打理。鉴于我国外汇储备的稀缺性，我们均不应提出出差补贴的申请。”
某日，她在信中获悉，平日里助她打理家务的姐姐的儿子，成功考取了北京一所知名学府。她便立刻委托我协助联络汪东兴。电话那头，她急切地探询外甥是如何跨入这所名校的门槛，直至对方明确告知完全是依靠个人的努力，她方才释怀，遂挂断了电话。
她语重心长地告诫我：“无论我们投身于何等事业，都必须慎重思考其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
高级领导当时以身作则。
我敏锐地洞察到，无论身在何处，她始终将形象与影响力视为至高无上。她的着装得体大方，发型亦总是梳理得光鲜可人。尽管腿型略显罗圈，但每一步行走间无不透露出挺拔与力量，无论是站立还是就坐，姿态都恰到好处。尤其是在进食时，她的举止更是彰显出非凡的风采。
用餐之际，请谨记合拢您的双唇，以避免声响的产生。至于面条等佳肴，建议您先使用叉子卷起一小部分，随后再徐徐将整束食物送至口中，细细品尝。
在疗养院的泳池边缘，我有幸担任江青游泳技艺的导师。初尝游泳滋味，她表现得如同稚气未脱的小学生，既顺从又勇敢，严格依照我教授的动作勤加练习。不久之后，她便迅速掌握了蛙泳的基本技巧。
江青深知苏联炎热的夏日难以忍受，因此我们携带的衣物皆以冬装为主。她特意交代我联系汪东兴，并请王光美挑选适合制作裙装的高档丝绸，并对色彩提出了个人喜好。鉴于王光美在审美方面具有独到的鉴赏力，选购完毕后，她便委托访苏代表团代为携带。苏共中央设有专为高级干部定制的裁缝，因此夏装的制作得以迅速完成。
随着酷暑的步伐缓缓逼近，江青便带我及两名贴身保卫人员一同踏上了火车，最终抵达了黑海边那闻名遐迩的疗养胜地——雅尔塔。我们安顿在一座装潢精美的别墅中，这里曾是二战时期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位领导人的“雅尔塔会议”举办地。我们居住的正是罗斯福的故居，名为利瓦季亚宫，与海岸线仅一水相隔。
江青雅尔塔海岸
每日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时光，莫过于漫步至黑海之滨，尽情徜徉其间。在那段美好的时光里，黑海宛若专为江青量身打造，沙滩上点缀着巨石，港湾内停泊着满载小舟。
在这波光粼粼的水域之中徜徉，那深邃的江底仿佛藏着秘密，江青悠然地倚坐在岸边的长椅上，任海风的轻柔轻轻抚过脸庞，她的眼神也随之，在幽蓝深邃的海水中自由游弋。
那日，海浪轻轻拍打着岸边，比我以往游得更远。然而，随着她的目光扫过，找不到我的身影，她的心瞬间被焦虑笼罩。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指引，她竟然奇迹般地与安保人员取得联系，他们立刻驾驶小木船迅速前来搜寻。自那以后，她对我游泳的范围实施了严格的限制，唯恐我遭遇任何不测。
我的父亲，对酒情有独钟的木匠，每当他醉眼朦胧，便挥舞拳头，对母亲和兄长们施以暴力。而我，作为家中最幼小的孩子，幸运地避开了这场打骂的灾难。尽管在课堂上我专心致志地听讲，母亲的呼救声却如幽灵般在耳畔徘徊，那刺耳的呼唤让我痛彻心扉。小学毕业后，我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踏入了一个古老的戏班，开始学习京剧。在那里，我尝尽了无数的艰辛。
随后，我踏足青岛，在大学图书馆谋得一份职位，并怀着无比的荣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有幸成为了闻一多先生课堂上的学子。党组织不久后派遣我前往上海，我在那里化身为一名工厂女工，同时也在工人夜校中肩负起教师的职责。
面对身份泄露的担忧，我毅然选择了戏剧作为我的庇护所。在这段旅程中，我主演了《娜拉》和《大雷雨》，两出戏都激起了热烈的讨论。我的艺名蓝苹因而声名鹊起，鲜有人知我的本名——李云鹤。我的女儿也继承了家族的姓氏，被命名为李讷。
贺子珍对待孩童并无偏私之分。我的女儿姣姣，是我从一位农民手中收养而来，她随我改姓，改名为李敏。自幼便被送往苏联接受教育，归国后，她的中文能力显得较为生疏。她更倾向于留在我身边，不愿跟随母亲前往。
在交谈中，她总是自豪地宣称，她全面地研习主席的学问，这不仅仅局限于书法与签名的临摹。她曾在我面前挥洒笔墨，好奇地询问我是否觉得她的模仿颇有几分神采。在我给予了她赞赏之后，她的脸上立刻绽放出满足的笑意。除此之外，她还努力效仿主席勤奋好学的品质。江青曾言：“我们这些居住在中南海的夫人，共同组成了一支党小组。”
在雅尔塔的静谧休憩之中，她度过了一段情感愉悦、心灵宁静的宝贵时光。
林利、苏联护士、江青、张国。
随着炎炎夏日逐渐远去，那两位守卫似乎不约而同地提醒我，该是时候向江青提出启程返回莫斯科的建议了。毕竟，气温的降低对身心都开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然而，她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对我的提议并未给予明确的肯定。
数日之后，江青再次向我提出了返回莫斯科的恳切请求，她最终艰难地微微颔首，流露出了同意的意味。
八月的莫斯科，气候已然变得如同北京深秋那般宜人凉爽，然而，由于两地温差较大，江青不幸患上了感冒。她召唤我前去，脸上带着不悦，指责道：“分明是你与保卫员，一心只想着早日回家，竟然暗中勾结，编造出诸多借口，催促我返回莫斯科。”
重返房间的我，眼眶中不由自主地涌起泪水，心中满是委屈。生怕打扰到四周忙碌的工作人员，我努力抑制住哭声，不敢尽情痛哭。
自小我便展现出男子汉的气魄，在父亲离世的那一刻，我痛哭至声泪俱下，但自那以后，我的眼中便再未涌出过泪滴。然而，这一次，江青注意到了我眼角的泛红，随即向我提出了批评，她认为我忽视了形象的重要性，担心别人会误以为我受到了她的侮辱。
九月初，我满怀期待地准备启程回北京。她特别提醒我：“一旦你回去，傅连暲可能要和你谈论我的近况，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他总爱插手和窥探。除了我的健康状况，其他事情请你一定不要提起。这确实是个难题，我该如何向他说明这些呢？”
我们再度启程，乘坐的是一架由苏联制造的图-104喷气式飞机。在这趟旅途中，那位始终为她提供医疗关照的保健女医生，以及两位忠实的贴身安保人员，亦随行相伴。此行的目的地是北京，我们将直接飞往那里。
出乎我们这些陪同人员意料的是，飞机尚未完全平稳，毛主席便向我们热情地挥了挥手。
紧随江青同志之后，我们一行人走出了机舱。毛主席逐一与我们握手，待我依次介绍完三位陪同的同志后，飞行员亦迅速上前。毛主席与他们握手之际，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不时询问着。
“尚未有幸体验贵公司提供的喷气式飞机，能否给我一个机会亲身体验一番？”
机长答道：“当然。”
毛主席步伐坚定，如同流星划破长空，径直走向机舱。踏入飞机后，他稍作片刻的逗留，随即精神焕发地走下舷梯，面朝在场的众人，开口说道：
“我也坐过104路。”
数日后，江青为向过去一年中悉心照料和陪伴的全体医护人员表达真挚的感激之情，特地举办了盛宴款待他们。我向傅部长做了详尽的汇报，幸运地得到了他对我工作的认可，此举亦象征着本人成功履行了此次职责。
1955年的新春佳节，我的长女王力平降临人世。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母乳的滋养让她显得格外健壮。然而，5月初，我接到了一项重任——需陪同江青前往苏联接受治疗。这一任务让我不得不心酸地中断了女儿生命中最为珍贵的滋养之源。
随着启程日期的日渐临近，我不得不迅速启动断奶的应急方案。依照我院苏联专家的建议，我采用了绷带对胸部实施了紧束。即便是在发烧的情况下，我也随天津知名的妇科专家俞霭峰教授一同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尽管我通常不易晕机，但这一次在飞机上，我却屡屡呕吐不止，幸好俞教授对我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料。
起初，她求助于协和医院内享有崇高声誉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但遗憾的是，林教授的诊疗风格显得较为直接，在与她的沟通中缺乏必要的柔和，态度上似乎显得有些冷淡。鉴于此，她决定转向寻求俞教授的帮助。这些细节，是我后来逐步得以知晓的。
我们火速奔赴莫斯科，肩负着为江青接受苏联治疗子宫颈癌进行前期准备的重任。抵达目的地后，我们立即赶往全苏妇产科学研究院下属的妇产科临床医院。俞教授与苏联专家团队对江青的病情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确诊为原位癌早期，无需进行手术。经过一番商讨，我们一致决定采用局部放射治疗，这一方案也得到了江青的认同。
彼日，北京医院的知名内科专家吴洁，携手我院的翻译徐五凤，将共同出席一场重要的学术活动。恰逢良机，他们得以顺道陪伴江青一同乘坐航班。面对江青的热情邀请，他们无法推辞，于是被邀请至别墅小住一日。
此次，北京医院特地派遣了一位初入江青身边服务的保健护士——林爱。无需依赖翻译，林爱便毅然肩负起照料江青日常起居的重任。
日复一日，每当饭点临近，总有三人的身影在此相伴——俞教授、我，以及那位小员。她与俞教授的对话尤为频繁，我注意到她的言辞总是温文尔雅，态度亦亲切可人。
不妨委婉地向俞霭峰透露，他或许能够有机会重返祖国。我心中不禁生起疑问，不知俞教授究竟因何事得罪了江青，然而他很快便离去了。
紧接着，林利在北京再度接到中央的命令，作为江青的私人随从，她踏入了这座隐蔽的别墅。踏入屋内，她的目光瞬间捕捉到了护士林爱以及我，那一刹那，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情感。
在江青接受化疗期间，她的身体反应异常剧烈，情绪亦随之跌入低谷，脾气变得异常暴躁。林利历经艰辛，抵达城市后，成功与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总理取得联系，并向他详尽地说明了返回北京的迫切需求。尽管总理起初并未立刻应允，但林利并未因此气馁，她坚持不懈地向江青陈情，最终江青点头同意，准许她携带致毛主席的家书返回北京。
此次，林爱的陪伴使我感到无比轻松，尤其在夜晚协助江青安然入睡的时刻，我得以从肩上卸下沉重的负担。回想起那初次经历的一年时光：
江青辗转反侧，夜深难眠。每当夜幕降临，她便会习惯性地垫高枕头，半躺在床头的位置，而我则静静地坐在床边的小椅上。我们以苏联教授所传授的简易扑克游戏——“傻瓜”为乐，共同度过了轻松愉快的牌局时光。
她时常难以触及内心的那份宁静，而每当我在游戏中打出一张牌，她总是缓缓地跟出，使得整个游戏过程显得单调乏味。往往是我先于她陷入沉默，尽管我困意袭人，仍需努力保持清醒，以免游戏半途而废。我害怕她能察觉到我疲惫的表情，那样她或许会感到不悦。
夜幕渐渐低垂，宁静的夜晚偶尔会中断我的梦境。总体而言，每个夜晚都成为了我难以承受的时光。往昔，我只需一躺上床，便能迅速沉入梦乡，然而，如今失眠却成了我时常不得不面对的烦恼。自回国以来，我常常依赖那带有苦涩口感的水合氯醛，以助我安度睡眠。
此行中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莫过于夜幕低垂，万籁俱寂之际，我被员林那满溢的爱意唤醒。一只体格硕大的绿蝇在江青的卧室内嗡嗡作响，徘徊盘旋，久久不肯离去。
在苏联的广袤土地上，我们被告知这里栖息着无害的苍蝇。由于该国未曾遭受传染病的侵扰，人们无需携带蝇拍，更无需准备任何杀虫剂。然而，对于我们两位身材并不高大的旅行者而言，这些烦人的昆虫却让我们束手无策。江青唯有通过大量服用安眠药，才艰难地熬过了那个漫长的不眠之夜。翌日，我们只得向保卫人员寻求帮助，方才将这位“不速之客”从别墅中驱离。
江青并未选择住院治疗，而是每次均亲自前往妇产科临床医院，亲自将装有放射性钴的细棒置于子宫颈口，以此进行相应的治疗流程。
治疗虽然并未拖延过多时日，然而她的白细胞计数却急剧下降至两千多点，从此她便全力以赴，寻求增加白细胞计数的有效方法。免疫力的显著减退使她变得格外脆弱，就像风中飘摇的残烛，随时可能熄灭。
我们的使命，由医生所赋予，即确保她远离感冒的侵扰。室内温度需维持恒定，而在外出漫步之际，江青同志不仅要关注气温变化，还需细致观察风力和风向。在出门前，务必将身上的虚汗擦拭彻底，穿衣动作需轻柔且缓慢，以防再次出汗。若衣物汗湿，则需暂寻一地坐下，等待汗水完全干透。
自那日之后，除了出于必要而前往医院，我未曾踏出别墅院落的边界。后门通向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茵，那里，我曾屡次偶然邂逅居住在附近的苏共中央政治委员勃涅日列夫，他每次都会向江青点头致以亲切的问候。
江青曾在此盛情邀请我国著名京剧表演大师程砚秋随中国艺术团远征莫斯科，一同莅临其别墅，共赴一场温馨的午宴之约。
在我迈步至她身前之际，她不厌其烦地叮嘱我，务必严守秘密，切勿向苏方透露来客的真实身份。起初，我对其为何对这一秘密如此忌讳，不愿透露她即将与一位演员相见，心中充满疑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领悟，或许是因为她珍视自己曾倾心苦修的京戏技艺，以及那段承载着无数回忆的30年代演艺生涯，她才不愿将这一身份公之于众。
午后的餐时，她吩咐我将饭厅两侧的门紧闭。面对餐桌，她毫不吝啬地表达着赞美，对程砚秋在艺术领域的非凡才华给予了极高的赞誉。用餐结束后，她诚恳地向程先生提出请求，希望他能清唱一曲《荒山泪》，这恰恰是她最钟爱的剧目之一。
程先生轻吟一曲，江青便率先轻拍掌心，掌声轻柔而温馨。她微笑着对程先生说：
今日，我倍感荣幸，得以如此近距离地聆听程先生的清唱。对于程先生的戏剧表演，我尤为钟爱，他总能根据剧情的发展以及自身独特的嗓音特质，巧妙地调整原有的唱腔，展现出了非凡的创新精神，令我由衷地敬佩。在京剧青衣梅派与程派两大流派之间，关于喜好的争论，我曾与周恩来总理有过一番热烈的讨论。我个人的偏好更倾向于程派，而总理则对梅兰芳先生的梅派情有独钟，那无疑是传统艺术的典范。
在宾客陆续散去之后，她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她对我言道：“尽管梅兰芳的戏曲表演恪守传统，显得有些守旧，然而总理对他的演出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周总理对江青同样倾注了无限关怀。每当访问莫斯科，即便日程紧凑，他仍会抽出时间前往别墅探望江青。他详尽地向她汇报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诸如高岗与饶漱石案件等。同时，他还周到地询问她是否有所需要。
总理敏锐地察觉到了江青对时令鲜蔬的迫切向往。不久，他返回了京城，我们随即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告知已有人专程送来了一箱新鲜蔬菜。蔬菜送达后，江青特意吩咐我将此消息转达给厨师，并强调这些菜式厨师们尚不熟悉，她本人将亲自指导烹饪技艺。
我陪伴她踏入厨房，亲手烹饪了一道色泽鲜艳的菠菜佳肴。片刻后，我邀请厨师以及在场的朋友们共同品鉴，他们无一不赞叹不已。从此，苏联的厨师们亦掌握了炒制蔬菜的技巧。
岁月如梭，转眼间半年时光已悄然逝去，江青的血液白细胞计数依然未见显著上升。鉴于此，我们决定让她重返北京，寻求中医治疗的帮助。
员林爱对身患放射线疾病的江青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两人频繁亲密接触，却未曾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她自幼家道中落，12岁便步入社会，肩负起家庭生计的重担，这使得她的身体基础较为薄弱，白血球计数更是降至两千余。
鉴于那时的出国规定要求女性着裙装，她便不幸地遭受了刺骨寒风的肆虐，膝部肌肤上逐渐出现了红斑，不幸患上了风湿症。
临别前夕，她特别嘱托卡尔东诺娃购买了一只苏联制造的黑色熊玩偶，意欲赠予我女儿。这款玩偶一旦上弦，头部的两只爪子便会灵动地摇摆。我想，这或许是她因无法亲自陪伴哺乳期的女儿前来就医而生的遗憾，特意挑选的这一份心意，用以弥补这份缺憾。
然而，我拖着疲惫的脚步迈入家门，眼前的一幕令我心头一紧：原本因改喝牛奶而满脸红疹的幼女，对我似乎毫无感知。我迅速从口袋里掏出小黑熊，希望通过这个小小的举动，能够拉近我们母女之间的距离。事后，员林爱这样回忆道。
1956年五月，江青圆满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放射治疗阶段，紧接着便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路途，以进行后续的复查。复查的结果令人倍感欣慰，她的精神状态同样恢复得相当不错。
苏共中央精心筹划了江青与苏共领导人夫人的亲切会晤，以此庆祝她的健康康复。这场会晤汇聚了四位尊贵的嘉宾：斯大林事业的继承者、苏共总书记马林科夫的尊夫人，我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敬爱夫人，赫鲁晓夫的贤淑夫人，以及米高扬的崇高夫人。
“你完全可以在我们学院继续深造，大可留在此地。”
江青闻言，先是微微一怔，旋即回应道：“他日若有幸，我必赴贵院潜心学习。”
此次交谈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和谐，很快便草草收场。
在归途之中，江青坐在车内，对我谈道：“这几位夫人的修养确实有待提升，尤其是马林科夫的夫人，她的谈吐举止显得颇为随意，竟然提议我前往她的学校就读，这实在是荒谬之极，她的傲慢与无礼显露无遗。反观赫鲁晓夫的夫人，则显得更为朴素与亲切。”
这次会晤对江青的自尊心造成了重大伤害，她在停留了三个月之后便匆匆返回了北京。
在那段时日，我与江青共聚四次，其中前三次是她因胆汁引流手术而赴北京医院就诊之际。她邀我同行的缘由不外两端：首先，她深信我能够为她指导恰当的卧位，以此保障引流管能无阻地抵达她的胆囊；其次，在口中含着引流管交谈时，我总能准确无误地捕捉到她的言辞。
那回，我院的内科张惠芬主任亲自将我唤至她面前。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那场景至今仍清晰如昨。她向我说道：“尽管我们已不止一次尝试进行胆汁引流，但技术上的顾虑仍不时萦绕在她的心头。鉴于此，她坚持让我邀请你前来。”
在那个1959年的尾声，与江青的交谈中，我无意间流露出了心中的感怀——我所跟随的最后一任神经内科苏联专家也已离我远去。那些昔日的翻译同仁，他们原本都对医学有所涉猎，如今都已转身成为了一名名医生。而我，却仅仅专注于俄语的钻研，内心深处，我热切地期盼能步入大学之门，深入学习一门专业知识。
近日，我与江青女士的会面才刚刚开始，恰逢新春佳节之际，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邀请函：江青女士诚挚地邀请我前往中南海她的府邸共进晚餐。
我如约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中南海。令我惊喜的是，毛主席恰巧也在此，一同共进晚餐。
经过对我一连串问题的详细询问，毛主席以深切的语气对我说：“在职场中，我们能够汲取到丰富的知识宝库，务必勤奋阅读，这样才能拓宽视野，获取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知识。是否进入大学并非决定性的因素，我自己就没有读过大学，江青同志也是如此。”
这场高级别的晚宴，无疑是江青匠心独运的安排，其深意显而易见，旨在磨灭我求学的志向。或许，这也算是对我此前多次为她分忧的微小回馈。
1960年，遵循院党委的安排，我有幸踏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投身于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深造之旅。学成归来，我得以重返工作岗位，担任了病房专职党支部的副书记，并最终晋升为书记。
196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之时，我身为一名中层领导干部，却不幸沦为造反派眼中的“扫地僧”，被迫在病榻之上从事繁重的体力劳作。
1967年，我有幸目睹了原朱德总司令的保健卫士魏琳向我展示的一本小册子。册中详尽记录了汪东兴与保健局局长黄树则，以及来自上海的两位专家对江青进行的联合会诊意见：经过客观的检查，专家们发现江青所描述的病情并未达到她所声称的严重程度。
因翻阅记录江青病情的私人笔记，我心中生疑，疑其有泄密之嫌，因此被拘禁于医院地下室长达十个月之久。最终，我以“泄露机密即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抗”这一罪名，被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受到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魏琳的境遇比我更为悲凉，她在秦城监狱中熬过了长达六年的铁窗岁月。
1969年，我加入了五七干校的大家庭。年终时分，我有幸荣获北京医院连队颁发的荣誉——“优秀五七战士”称号。
那片荣耀之光仅留存于两个月后，春节返京休假之际，领导却在我头上扣上了一顶“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从此，我遭受了长达半年的禁闭，成为了专政的靶子。此后的三年间，我被迫投身于劳作之中。
1973年，我重返医院，肩负起图书馆馆长的重任，并全身心投入于图书馆学会举办的专业培训班。不久，我又被任命为医院医务处党总支书记，这一任命也标志着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我所加之无端指控，随着江青罪行的揭露而得以昭雪。凭借十五年来在图书馆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多篇学术文章的发表，图书馆学会授予我副研究馆员的职称。直至1987年，我正式步入退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