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翻开地图，便会看到中国北方延绵着广袤土地。从唐努乌梁海、蒙古，到外兴安岭以北，西侧以乌拉尔山作为边界，这些地区统称为西伯利亚。在历史长河中，接壤中原王朝的北方地带，曾生活着众多游牧民族夏商时期的猃狁、鬼方与肃慎，先秦时的匈奴、东胡，汉代的鲜卑，魏晋阶段的柔然、室韦，再到隋唐时期的突厥、靺鞨以及宋代的契丹。尽管这些民族在称呼与势力范围上各有变化，他们始终与中原王朝并存发展。

考察这些游牧民族控制的区域，会发现其势力常常涵盖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尤其是贝加尔湖与外兴安岭周边。贝加尔湖在历史上被称为“北海”，正是苏武牧羊之地；外兴安岭与其周边地带也曾归中国直接管辖，库页岛、海参崴、庙街、三姓等地名便是证明。

这种地理与历史的交汇，不禁引发思考：中国实际与西伯利亚更加接近，为何却未能实现长久控制？而俄罗斯，尽管距离遥远，却牢牢掌控了这一地区。要探寻原因，可参考俄方学者提出的五大论点，每一条都值得反思。

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未能占据西伯利亚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不善战”。他们以中国长期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战而未能彻底解决为例，认为相较于俄国一次性消灭喀山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的做法，中原王朝面对北方游牧势力时常陷于反复战乱，不得不依靠长城防御，未能打开直接深入西伯利亚的道路。这种观点多少带有主观色彩。实际上，中国并非不善战，而是不“好战”，国人优先内政和稳定，并非没有战争能力。只是与北方部落反复对阵之后，中原更倾向于自我守护而非持续北扩。

地理环境本身也是原因之一。中国自古拥有肥沃的中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高山与大河形成天然屏障，边界多沿地势分布，与美国等采用人工直线划界的国家不同。这种地理优势稳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也让居民更愿意留守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之地，而对遥远且恶劣的北部地区缺乏向往。迁移浪潮往往以南移为主，而北上则极为罕见，即便清末鼓励“闯关东”，但那时西伯利亚已被俄罗斯实际控制，迟到的迁移无法改变地缘格局。

再次，西伯利亚本身的自然环境让人望而却步。长年冰封的极寒气候，广袤的原始森林，人迹罕至。历代中国王朝都视其为流放犯人之苦寒之地。宁古塔、打牲乌拉等清代流放区，虽地处吉林，已属荒远，南方流放者能存活者稀少，更遑论真正的西伯利亚。中国人自然对这样艰苦的地方兴趣不大，将扩张方向投向其他边疆其实可以理解。

中国历史周期之长与朝代繁多，也影响了对远域的掌控。中国王朝需常年处理内政与权力更迭，无暇顾及边远地区。即便通过怀柔政策，设置部落进贡方式行使管辖，实际控制也因距离和内外压力而有限。俄国在蒙古西征后乘势崛起，越过乌拉尔山，逐步经营西伯利亚，中国则始终受制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内部事务。

最后不可忽视的是时机因素。俄罗斯逐步控制西伯利亚，大致发生在明清时期。而此时中国正值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清朝视东北为“龙兴之地”而限制人口流动，等到大规模移民潮浩浩荡荡闯关东，俄国已经在西伯利亚站稳脚跟。封疆之争中，清朝失势，黑龙江、库页岛等地最终易主，是因进入时点过晚、外部压力过大所致。俄国积极推动对西伯利亚的开拓，无论军事还是人口，都早于中国行动，积累优势直至地缘转变。

思考以上几点，不难发现，尽管中国距离西伯利亚更近，却未能有效控制，一方面源于地理安全与政治习惯，另一方面与外部环境和历史契机密不可分。俄罗斯人强调自身善战和开拓精神，同时忽略了中国“以和为贵”、强烈的边界意识以及自卫优先的国策。在对外战争结束后，主动撤军，着重保持传统领土，这是中国历来的习惯。

由此观之，历史教训尤为深刻：既要保持和平理念，也不可忽视对远方土地和海域的兴趣积极主动地认知和经营，有时比距离更为关键。这或许是今日中国在面对边疆战略时，最值得汲取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