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约略在汉桓帝当政之时。由于那时官员阶层贪腐成习、土地兼并态势恶劣，汉桓帝因而开启推行了一套‘官员回避制度’。
由于相关史料相对匮乏，致使我们如今难以确切知晓这套制度的细节。若要获取更为详尽的内容，尚需等待考古学家不懈努力，发掘出更多的文字依据。
然而，对于这套制度的大致内容，我们仍能够理解。这套制度的核心，实则为“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
简而言之，它就是三种官员回避任用制度。
第一，一个人是郡县的人，是不能为官的。要是他当了县长，就不能当他老家的县长。假如他当了省长，就不能当他的故乡。就算是总督，也不可能是本地的刺史。
第二，官吏若与外地的妇女结婚，则不得在其故乡为官。州郡县三品，每一品都有不同的等级。
第三，官场上的人，也要互相避免。假设老张是冀州人，那么他就是荆州的总督。所以，老李出生在荆州，是不可能到冀州当总督的。这样的避免，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互相帮助的情况。
由于这个体系中，存在着三个相互避免的体系，因此，在历史上，这个体系被称为三平衡体系。
而事实上，在帝国的中枢之中，还有一套类似的规避机制。若是跟皇上走得近，就得避开某些要害位置。譬如，三川之地，皇族子弟不可出任河南、河内、河东三郡之地的郡守。还有一条，就是任何亲戚，都不能在九卿中任职。
这便是汉代的官吏回避。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官吏回避，实际上是在汉代。而在东汉后期，由于三朝法律的颁布，这一系列的官吏的规避，实际上是非常完备的。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这种官员的规避机制下，东汉官员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的现象，却是愈演愈烈。特别是在东汉末年，“三通”、“百官”等法律，已成为一张纸。这些地方官员，非但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任意妄为，更是直接开据州，开疆辟土！
但为何在三朝法律得以健全的情况下，东汉地区官吏的自主性反而有所增强？这三重之法，怎么就不能让这些地方的郡守、郡守们，自己去据州、郡，另立门户？
要说出这一问题，实际上还得从汉代的监察制度的历史开始。
汉代官吏的监督制度，最早起源于秦代。秦始皇在一统天下的时候，也是非常注重考核的。于是，秦始皇在建立三公九卿之后，便设置了一个名为“言官”的职务。
根据秦始皇所定的体制，都统是由太尉卿担任，负责监督百家大小官员。都察院下辖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职责，都统是到各地巡视官吏的。监察御史主要管理公文、上奏、上奏；都察院，就是监察使的副使。
而这一条，在西汉建立以后，则是由西汉延续而来。
从客观上讲，秦代所设置的言官系统，实际上是我国古代监察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以前，尽管春秋战国时代，也曾有过类似的官员，但都是各自为政，缺乏这样一个专业的机构。
而秦始皇，更是将监督放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那以后，每一个统一的朝代，对于官吏的监督，都是重中之重。
但是，当西汉建立之后，这个体系就变得不那么稳固了。
在西汉建立以后，汉代的帝王们很快就意识到，那些派驻各地的官员，到了当地以后，自己也经常贪污受贿。要知道，那些监察使，一般都是有资格指责大臣的，也就相当于，他们可以随意的决定一个人的生死。结果到了地方，当地的官员怕他们，反而要贿赂他们，让他们有了可乘之机。
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后世的西汉逐步改革，并开始实行丞相制度。说白了，宰相大人也有向各地派驻人手的权利。而且，很多时候，朝廷派出的官员，都是可以和监察使互相监督的。
不过，这也给宰相大人的权利，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毕竟，宰相大人执掌朝政，权势之大，可想而知。现在又有了监察之力，几乎与皇上平起平坐。
于是，在汉武大帝时期，皇帝就直接设立了地方长官。他收回了原来的监察御史台和宰相的权力，并将其下放到各地，以监察各地的官吏。
之后，从汉武时期，到东汉末年，都是如此。但到了汉代，郡守又被暂时更名为州牧，并授予了监察官以外的权限。不过，在东汉建立以后，刘秀就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汉代统治者除了严厉地实施监察体制之外，实际上还制定了一套防止贪污的对策。比如说，天子出资，赐封封爵，对各地施政有贡献的官吏进行奖励，让他们能够依法获取更多的税收。又比如，加强对贪污行为的惩处，建立公职人员的回避机制，提倡言论自由，让普通民众可以绕开正常的司法系统，直接去中央投诉。
以上种种，都对汉代吏治腐败现象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但同样的，这种体制也不能阻止一些官吏，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去为自己的亲属、家庭谋取正当的利益。
到了东汉末年，这个体系又出现了问题。
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各地的兼并，各地豪强纷纷兴起。而那些地头蛇，则是投靠了朝廷，寻求高层的保护。有些势力，与高官权贵交好；还有一些权贵，与宫中的太监勾结在一起。也有几个世家大族，跟皇亲国戚走得很近。
总的来说，在西汉晚期，伴随着王权的衰落，外戚势力、宦官势力与士族势力相继出现。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大臣，纷纷拉帮结派，谋取私利。一个覆盖整个国家的腐败组织，已经渐渐成形。
到了这一步，就连督抚司都有些力不从心了。毕竟，一个州的郡守，必然是三大势力之一。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职责，更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而争斗。他们会用手中的权力，来对付其他两个派系的人。
不过，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就拿东汉末年的两场党锢之灾来说，士族的总督和当地的官吏，就对当地的贪官污吏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但最后，事情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导致了两次派系的镇压。
最有趣的是，从汉桓帝到汉灵帝，整个国家的腐败制度中，最大的权力，就是皇上！
汉桓帝的时候，就开始贩卖官职，以此来弥补国库的亏空。这样做，对国家的经济，也有很大的帮助。不过这也给了一些人，让他们有了拉帮结派，贪污受贿的机会。
毕竟，这些人都是用钱收买的，一旦成为了官方，就绝对不会让自己吃亏。他们会借着手中的权力，大肆剥削下层民众，为自己购买官职提供资金。
尤其是汉武帝时期，更是如此。汉灵帝登基以后，汉灵帝为了自己的私欲，直接将他卖官卖爵所得的一大部分，都充作了他自己的开销，供他挥霍。
如果说，连帝王都能腐败成这样，更别说是整个东汉了。所以，到了后期，东汉政权腐败的程度，才会越来越高。在平民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就发生了黄巾之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桓帝才有了“三辅”的思想。
从这一点来看，三互法律的出台，并不是防止官吏贪污，而是防止官吏结党营私。作为一个帝王，他最想要的，就是维持帝国的安定。
三互法所能防止的，实际上就是当地官吏依仗家族权力而过分自立。举个例子，一个当官的，若是在老家当官。再加上他和他老婆的一家，在这一带有着大片的地产，几乎是一家独大。如此一来，他就成了地方上的地头蛇，对他的执政不利。
关于预防官吏腐败，从客观上讲，三条法令的出台，的确起到了某种抑制作用。
但到了汉朝、汉朝，由于大量的官吏拉帮结派，想要严厉的执法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比如三大规则之一，就是禁止互相利用。在东汉末年，由于许多高官都与幽州，冀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才会被朝廷所重视。不是本地人，就是本地人。那么，荆州的官吏，就不能到荆州为官，也不能到幽州和冀州为官了。
最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没有人能帮得上忙。幽冀二郡的官吏，已经很久没有人来填补了，这二州之地，已经很久没有人填补了。
而且，随着黄巾叛乱的发生，这些豪强也变得更加的各自为政。三重法律体系，已经渐渐的变成了一个空架子。特别是在汉武帝死后，乱世之中，这三互法就显得有些鸡肋了。不仅是地方上的官吏，也能在这里做官。而到了后期，那些大臣们就可以各自自立门户，争夺天下了。
随后，便是汉朝的灭亡。
因此，在东汉时代，三律制度的确对维持国家安定，遏制官吏贪污，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只是到了后来，由于东汉王朝的衰微，这些防范措施都成了摆设。
归根结底，无论制度如何完善，都离不开人的执行。当朝廷走向衰落，尤其是中央政府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之后，即便再优良的制度，也会存在可钻的漏洞。就拿后来孙权割据江东来说，尽管他并非扬州州牧，却能够直接掌控整个扬州，甚至拥有比真正的州牧更大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