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今日，我所记录的这些细腻画面，满含对“四人帮”的激愤，却也深藏对某些年轻人的深切惋惜。坦白而言，小辫子与那位小姑娘，绝非愚笨之辈，她们的内心也不见得天生就充满恶念。若非有人向她们灌输那些歪曲的道理，若她们能在工厂中勤勉工作，认真学习，无论学习何事，总能在其中汲取真知，成长为对社会有用之人。然而，那场“大革命”却将她们毁去，至少是毁去了她们最为宝贵的青春岁月。
本文摘自《红色记忆》，沈容著。
一张照片引出的大案
在那个前所未有的时日，我和李普夫妇二人意外地成为了中南局头号案件的“首要嫌疑人”。消息传至中央文革，上级对此事高度重视。随即，一个专案组应运而生，并由军管组长亲自担任指挥。
沈容与李普
此事的起源，需追溯到历史上的抄家现象。自古以来，抄家之举便屡见不鲜。以清朝乾隆皇帝驾崩后，其宠臣和珅在嘉庆皇帝继位后被抄家为例，抄没的家产之丰厚，竟远超国库之藏。因此，后世流传有“和珅之败，嘉庆之盈”的说法。然而，这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的抄家现象，以及其连绵不断的态势，实乃史无前例。我家最初遭受的抄家之祸，始自中山大学的红卫兵。此后，北京及其他地区的红卫兵亦纷纷而至，络绎不绝。他们肆无忌惮地翻箱倒柜，砸物抢夺，甚至连我家的粮票、油票等生活必需品亦被一扫而空。历经第一次的抄家风波，我虽曾尽力整理一番，但整理甫毕，抄家者再次降临。循环往复，不胜其扰，我终是选择了听任衣物、箱笼以及各式瓶瓶罐罐随地堆积。幸而如此，随着各地红卫兵的络绎不绝，当他们发现此处并无多少油水可捞，便纷纷不再光顾。
不久，一场不同寻常且规模庞大的抄家行动再次降临。之所以称之为不同寻常，是因为参与其中的都是中南局的干部，均为成年人。而其规模之大，则体现在十几至二十人的庞大阵容。他们的搜查细致入微，几乎无以复加。在箱笼、抽屉、衣柜之外，书籍的查抄尤为耗时费力。我家客厅的一面墙，经过精心装修，已完全变成了书架，此外，还有几排硕大的书架。在这群十几二十人的队伍中，每个人都对每一本书进行了彻底的翻阅。由于经历了多次抄家，面对他们如此细致且辛勤的检查，我并未感到愤怒，反而心生同情，更多的是充满了好奇。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如此激烈的手段，中南局大院里的其他干部恐怕无人能享此“殊荣”，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我逐渐察觉，有些人执着于一页页地细细翻阅，而另一些人则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有些人的阅读态度随意，匆匆翻过几页便弃之不顾，似乎对阅读本身并无太多热情；更有甚者，未翻几页便点燃一支香烟，并将另一支递给了李普，两人并肩坐在沙发上，一边吐着烟雾，一边闲聊起来。显而易见，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未真正明白为何需要如此大费周章。
历经漫长岁月，我才逐渐明白，我家遭受抄家的命运，实则源于王匡家族的抄家事件。王匡彼时担任中南局宣传部的部长，此前曾任广东省委的候补书记，并曾分管港澳事务。然而，我与王匡的相识却要追溯到解放前。当时，他与我一同在新华社晋冀鲁豫野战分社工作，李普担任社长，他们两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普得以加入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实乃得益于王匡的举荐，他向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力荐了李普。我与王匡的夫人田蔚同在新华社临时总社共事，因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王匡曾负责港澳事务，家中自然收藏了大量的港澳书籍和报刊。这可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啊！当时港澳的工作并不对外公开，因此，大众自然对那些书报的来源感到困惑不解。更为严重的是，王匡书桌的玻璃板下藏有一张照片。图中李普与王匡同框，照片背面分别注有各自的名字，而剩下两位却未署名，一位标注为“报务员”，另一位则是“译电员”。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惊愕！分明是一份特务成员的名单与合照！
这究竟是一幅怎样的图像？故事颇为悠长。在野战分社中，有位副社长名为谢文耀，不幸在一场激战中英勇捐躯。他的妻子珍藏着一张分社全体成员的合影。她复制了多份，分别寄给了照片中的每一位成员。其中，王匡和李普都收到了一份。记得有一次，我在王匡家中与他俩闲聊，他们一起辨认着照片中的人物。王匡将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在了照片的背面，不过有两个人的名字让他感到困惑，他只记得一个是报务员，另一个则是译电员，便这样简单记录了下来。昔日，战地分社配备有自用电台，记者所撰稿件均需译电员将其转化为电码，而后由报务员通过电台发送至总社。因此，译电员与报务员的角色应运而生。此类事情，只需询问当事人即可一目了然。再者，稍有常识之人皆能推断，绝无潜藏的敌特会将成员名单与照片公然置于书桌玻璃板之下。然而，那些急于立功的人们，却视其为无价之宝，将其当作一项重大发现！
随后，我家遭遇了抄家事件。凑巧的是，在翻查我家箱子时，发现了一颗子弹，桌上还留有抄写的电报号码。这样一来，不仅有港澳报刊，还暴露出特务名单、报务员、译电员的信息，以及提前抄录的电报号码，甚至还有子弹。这难道不是板上钉钉的证据吗？难道不是特务又能是什么？我们家怎么会拥有子弹呢？这无疑是红卫兵留下的遗物。我家曾接待过两三批红卫兵，他们的物品就存放在我家箱子里。至于那抄写的电报号码，是我和女儿在文革初期收听电台广播时无意间记录下来的。当时，我们听到一个女声报出她的台标，随后报出电报号码，出于好奇，便将其记录下来，想查阅电码本，了解其内容。然而，未能找到对应的解读，估计是使用了密码。这张纸便随手丢弃，没想到现在却成了另一个“铁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嘲笑那些急于立功的人。李普的档案中，清晰地标示着“特嫌”的头衔。1955年，在开展肃反运动期间，李普不幸因两起错案而受到牵连，被卷入了这场风波。最终，他被判定“不适宜在党委机关任职”，并被调离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这一决定是直接告知于他的。然而，他并未意识到，从此他成为了“受控使用的干部”，更不知晓在档案袋中，还悄然挂着“特嫌”的标签。行了，对于那些人而言，“特嫌”之谜已然揭晓，“特嫌”一词已被确认为名副其实的“特务”。他们捕捉到了立功的良机！这个“特务”果然手段高超，竟能潜入党的核心机构！然而，他终究无法逃脱佛祖的手掌心。试问，他们所立的这等功绩，又怎能小觑？
陶铸在被打倒之际，位居党内第四把交椅，“包庇李普”仅是其在中南局“罪状”中的一条。自他迁往北京，在中央的“罪行”更是层出不穷，此一“罪行”自然不再显眼。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在家中意外发现了一幅与我、李普同及叶剑英三位先辈的珍贵合影。那是1946年的北平，我在军事调处执行部任职时拍摄的照片。该机构由中共、国民党及美国三方共同创立，其职责是调停日本投降后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军事争端。叶剑英担任该常设机构中共代表的首席职务。而我当时负责翻译工作，李普则是《新华日报》的特派员，同时兼任新华社的特派记者。
这下局面可就不同了，连叶剑英也牵涉其中，这起大案瞬间升级，成为了一宗“要案”！身份显赫者，所涉案件往往亦举足轻重，此理自不待言。彼时，叶剑英正担任十八集团军的重要职务，其职责之重大，显而易见。八路军加新四军）这位参谋长，被亲切地称作“参座”。此次，果然是钓到了一条大鱼！
我犹记得，军管小组的负责人刘组长曾对我进行审问。彼时，专案组与中南局的成员均未到场，整个房间内充斥着来自北京的军人，从他们的装束来看，显然都是军官。现场气氛之严肃，达到了极致。众人缄默不语，而刘组长所提出的问题，无一不与叶剑英相关。我仅是一名普通的翻译人员，又能了解多少呢？只能说直言不讳，对许多问题一无所知。那时我完全处于困惑之中，不明白他们为何对叶剑英如此关注。
此“案”与我父亲的关系，实乃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密不可分。我父乃国民党内部一名官员，其职位虽非显赫，却也不无分量，尤其是他那错综复杂的“背景”。在抗战岁月，他曾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长，荣获少将军衔。然而，这位“书记长”徒有虚名，实权有限，与我们这里的“政委”相去甚远。尽管如此，他的“背景”却非同凡响，他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上将钱大钧的亲信。日本投降后，钱大钧负责接收上海，遂任命我父为上海市政府人事处长。钱大钧退居幕后，我父亦回归故里苏州，弃政从商，成为苏州四民银行的经理。解放前夕，他彻底失望于国民党，在地下党的指引下，联合地方士绅迎接解放。解放后，他送我弟妹参军，自己则加入民主建国会，担任苏州工商联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市政协委员。然而，好景不长，他先是被定为准右派，继而又被划为反革命，最终被判刑入狱。直至他去世后的1989年，方才得以平反。
我这样的家庭，当然不会被放过。这个案件上挂下联，上至叶剑英，下至我父亲，从北京到广州、到香港。这个“特务网”越编越像真的，越编越大。有一个专案组的人直言不讳地问我：你父亲派你到共产党内来，你为你父亲干了些什么？还有个工农家庭出身的人问我：“我们没有饭吃才参加革命，反正至多是个死。你有吃有穿，是个大小姐，还上了大学，为什么要革命、参加党？”我说：“人不仅仅为了吃饭，还有理想。”他听后断言我的言论荒谬至极，认为我只是在狡辩，是胡言乱语。从他的语气和表情中，我能感受到他语气中的严肃，那是他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便是所谓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他们早已确信我是我父亲派往共产党内部的卧底，我又能如何说服他们相信我的清白呢？突然间，我想起了从前曾从我父亲那里获取过一些情报。于是，我坦白道：“我并未为我父亲效力，反而从他那里窃取了情报，包括国民党的《防止异党活动方案》以及国民党所有兵力的部署等。”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确实对此进行了调查。这些情报确实被送到了延安，并且得到了延安的表扬，尽管我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在地下党中并不罕见。就这样，我得以“解放”。1972年，我先一步“解放”，随后李普才有机会获得“解放”。严格来说，是我的家庭背景间接地影响了他的命运。自从入党以来，我在无数次的表格填写中从未提及这些事情。这类事情对于一个共产党员而言，本是分内之事，是应当去做的，又何需特别填写呢。
实际上，情况远不止这些。此外，我还曾动用后勤部的车辆，帮助众多地下同志顺利穿越青木关，得以离开重庆。青木关，作为通往重庆北部的重要关卡，其安检极为严格。我曾向后勤部门的相关人员说明，我有一位友人需要搭乘便车，恳请他们施以援手。我们商定了上车的时间和地点，他们便安然无恙地离去，而且全程分文未取。然而，这些细节我必须保密，因为我未曾亲眼见过那些人，对于他们的姓名、出行时间以及人数，我亦无法提供确切信息。我坚定地决定不提及这些事情，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自寻烦恼。
当初我对此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如今回顾，却也并不感到意外。在延安1942年的整风与抢救运动期间，即便缺乏任何证据，人们也可能被错误地指控为特务。而在此之后，即便是国家主席这样的显赫人物，竟然也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对于我们这个“大案”，定罪似乎变得轻而易举。
彼时，李普已被拘禁于单人隔离室接受审查，而我则被锁于办公室内进行审讯。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尚能定期返回家中沐浴。日复一日，我需撰写交代材料。在这份材料中，我详尽无遗地记录了我的家庭背景、投身革命的历程、交往之人以及所从事的各项工作。近期翻阅李锐的诗作，其中一首关于延安整风的诗中，有这样一句：“悠悠日夜旧山窑，恨不心肝挖出瞧。”这句诗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情感，那时的我，正是怀揣着如此心境。
我想不明白专案组究竟怀疑什么。有一天，我去找我的专案组组长，对他说：“你把我关单间吧，你们究竟怀疑什么，究竟还有哪些我没说清楚，你只管问，我保证如实回答。如有半句假话，甘愿受任何处分。”他并没有把我关单间，只说：“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即便如此，我仍对他和专案组中秉持良知的同仁们心存感激。他们没有对我冤枉，面对这起错综复杂的大案，经过全国范围内的深入调查，最终真相大白，得出公正的结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李普的“特嫌”罪名被撤销，他的名誉得以恢复。因此，有友人向李普提及，他被视为文革的受益者。然而，这份所谓的“益”却来之不易！我们能够存活至今天，实乃死里逃生！
多年之后，李普方始领悟，首要之恩应归于政策研究室的苏如试与黄书泰二位同仁，尤其是苏如试。他们坚信李普非恶，主动请缨，要求外调以查明真相，幸得军管小组的许可。“苏老，我的档案中是否确实标注有‘特嫌’这一称号？”苏老回应道：“是的，有的。”
若非他们两位主动请缨，我们岂不是运气太差了？
王匡家的老阿婆
王匡同志家中，住着一位年迈的阿婆。她负责家中的日常琐事，诸如采购食材、烹饪佳肴以及打扫卫生等，无不亲力亲为。她擅长烹饪地道的广东菜肴，其美味可口，令人赞不绝口。
于中南局任职期间，我与李普频繁造访王匡府上畅谈。每至其家，首映眼帘者，便是那位老阿婆。彼时她年近六旬。我们与她鲜有交谈。从她脸上，难以察觉丝毫表情，她与我们交流时，语仅两句：“在家”或“不在家”。彼时，我常觉此老阿婆颇为孤僻，似除王匡之外，对他人并无太多好感。
王匡曾向我们提及，那名老阿婆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在他家已居住多年，实则已成为了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家中大小事务皆由她掌管。当时，我总觉得这位孤寡老人有些性情古怪，待人冷漠，但转念一想，这倒是颇为合理。
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年代，我遭遇“扫地出门”的厄运，从三育路大院被迫搬迁至萧殷的住所。未曾想，竟与匡兄家的老阿婆同住一巷，她与我相隔一个天井，同样居于昔日萧殷居所的一间陋室。如此巧合，我们竟意外地成为了邻居。
王匡的贤内田蔚，曾执掌广东广播电视局的最高领导职务。我与田蔚同根同源，均为苏州人士。在解放全国之前，田蔚供职于新华总社广播部，而我则在外文部任事。随着全国解放的脚步临近，我们一同踏上了南下的征途。此后，她长期效力于广东广播电台，并继而投身于电视台的筹备工作。
广东的广播与电视事业，可以说都是在她的引领下得以奠基。我对这位同乡好友一直抱以深深的敬佩之情。然而，不幸的是，在那个时期，她竟成为了首位在广东省报上被公开点名批评，指责其领导文革不力、走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报纸上的批判一经发表，她的去向便变得扑朔迷离。王匡和李普同样被“监护”起来。王匡的住所似乎被改作他用，因此这位无家可归的老妇人只能被送往萧殷家中寻求庇护。
在屋檐下，那位慈祥的老奶奶正在烹饪，我也在同样的屋檐下忙碌着。她本就寡言少语，此刻的神情更是显得郁郁寡欢。我们仅在无人之际，轻声交换一声问候。她依旧保持着沉默，与周围的人无话可谈。偶尔，我会看到她静静地坐在廊檐的小板凳上，凝视着街道上来往的行人。这位老人的心中究竟在思考些什么？这让我感到困惑，无法揣摩。
终于，日暮时分，我完成了用餐，正于走廊中整理餐具，四周空无一人。只见老阿婆向我招了招手。我急忙趋前，她未发一言，便将我紧紧拉入她那狭小而温馨的居所。这是我首次踏入她的私人空间。
空间狭窄，仅余下一张床铺，四周却堆叠着层层叠叠的木箱。老人轻轻一挥手，示意我在床边安坐。她亦随之在床沿落座。片刻的宁静过后，我揣测，她定有重要之事欲告知于我。
“我瞧见了他！”她终于发声。我深知，她口中的“他”所指，正是王匡。她的声音中蕴藏着无尽的沧桑，几乎让我热泪盈眶。片刻沉寂之后，她续道：“满头霜发！”
我回应道：“我亦曾目睹一幕，那是在前往食堂打热水时。”
她紧握着我的手，我们又陷入了沉默。老人长长地叹了口气。那一刻，我们的心灵仿佛已无需言语，便能相互理解。此时此刻，任何言语都显得多余。
“未曾目睹贵府景象。”老人如此说道，此言所指，乃是对李普的提及。
“他们同处，我未曾目睹。”
“他们在一起。”老人道。
此刻，我终于领悟，老阿婆何以终日端坐于板凳之上，目光追随着街头的景致。
这是我们首次“非法行为”。
由于担心被人察觉，我未敢逗留过久。我用力拍了拍老人的手臂，悄然离去，她显然已经领会了我的意图。
凭借这次的经历，我的勇气有所增长，一有机会便悄悄溜进那间小屋，与老阿婆共度一段时光。她向我透露，那木箱中存放的尽是王匡的著作。言辞依旧简少。然而，我能深切地体会到，我们这份短暂而隐秘的相聚，为我们双方带来了短暂的慰藉与心灵上的宁静。她渴望我的陪伴，而我亦心甘情愿。这份慰藉与宁静，纵使短暂，于我们而言却是难能可贵的享受。
一日黄昏时分，老阿婆脸上笼上一层忧愁，双眉紧蹙，我立刻察觉到可能出了什么变故。无需她伸手示意，仅凭她眼中那分祈求，我便明白她是想要召唤我。我趁机悄悄地走进了那间小屋。
步入屋内，老奶奶感慨道：“小培今日本应到来，却未见其踪影。”小培是匡兄的独子。她向我透露，自己在门前等候许久，却始终不见人影。此时正值学生们纷纷被动员上山下乡的热闹时期。“小兰到了吗？”我询问她。老奶奶无奈地摇了摇头。小兰则是匡兄的次女。
我深怕这两个孩子遭遇不测，然而为了安抚老人的忧虑，我竭力编织各种理由，向她保证小培和小兰绝不会遭遇不幸，也绝不会离开广州。即便他们要远赴乡野，我也会及时告知她一切。
自那日之后，我频繁目睹老阿婆倚靠在后门处眺望远方。唯有我明了，她所盼望着的是何人。老人的忧虑，此刻已从王匡身上转移，转而集中在了那两个孩子身上。
当小培和小兰即将踏上下乡的征程，老阿婆不动声色地悄然为他们兄妹整理行囊。她究竟是如何精心准备的，她一五一十地向我娓娓道来。
不久，我被机关拘禁，那些秘密的会面也随之告终。
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军管会大发慈悲，准许我们这些久困的人得以返回家中沐浴。我悄悄地从后门溜进，一踏入家门，便见老阿婆迎面而来。她迅速地将我引进一间小屋，紧接着从一只灰色的瓦罐中舀出一碗热汤递给我。这汤中包含肉丁、猪肝、花生以及种种草药。我一口接一口地品尝着，它的味道是如此的鲜美，汤面飘着热气腾腾的蒸汽。老阿婆满心欢喜地注视着我享用。时至今日，那碗汤的滋味依旧深刻在我记忆中，而老阿婆在看我喝汤时流露出的那种罕见而满足的神情，也同样历历在目。随后，她走到门口张望一番，确认四下无人，方才放心地让我离开了她的小屋。
在我为李普做病号饭的那段时间里，我已无暇进她的小屋，但老阿婆总是默默地看着我做一切。有机会的时候，她会问一句：“感觉如何？”我无奈地摇首，对病情一无所知。她则轻轻叹息。
这位老阿婆似乎能从与他人的闲谈中洞察一切，仿佛世间无秘密能逃过她的锐利目光。李普动手术的消息，她了如指掌；我们放假后洗浴的情景，她也一清二楚。我对此不禁感到好奇，真想知道她究竟是如何知晓这些的。她看似冷漠，实则内心燃烧着滚烫的热情，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她所关怀的每一个人。
遗憾的是，自疏散至乡村以来，我已不复得见老阿婆的身影。
在80年代初期，我有幸前往广州，拜访了田蔚。彼时，田蔚已从香港迁回广州，正居家静养。在交谈中，我们提及了那位慈祥的老阿婆，这才了解到文革结束后，她选择了退休，独自居住。某年春节，田蔚盛情邀请她共度佳节，欢聚一堂，共享团圆的温馨。然而，翌日正值大年初一，孩子们拜访时却发现她已安详离世。她的离去显得格外宁静。
我这个妈妈
每当季节更迭之际，我不禁翻开了那尘封的衣箱，眼前便浮现出那件久违的旧毛衣。那件毛衣，承载着孩子的记忆。无论历经多少次搬迁，无论多少回整理衣橱，它总是不离不弃地躺在箱底。在无数次的慈善捐赠中，我慷慨地将各式衣物捐出，但这件旧毛衣却始终未曾被触及。
这毛衣所用之毛线品质不佳，乃由粗毛线织成。起初，它本呈鲜红色，却已褪去了往日的光彩，显得异常暗淡。尤其是毛衣的下身，其中一段呈蓝色，蓝色之下又接上一段咖啡色，而另一段则色彩不明。这件衣物是为孩子成长期所穿，每当孩子长高些许，心灵手巧的阿姨便精心为其织上一段。每一段都是孩子年龄与成长的见证，宛如树木年轮般清晰可鉴。
我凝视着这件毛衣，心中波澜起伏。这旧毛衣承载着一段辛酸的历史。那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我的老伴被囚禁于“单间”，而我则被“勒令”在机关内“交代”，不得擅自外出。我的两个女儿，欲晓和亢美，都即将前往海南岛投身生产建设兵团。欲晓当时已二十岁，而亢美年仅十六。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初中毕业。
我协助两位姐妹整理行李，这才惊讶地发现，两位姑娘竟连一件体面的衣物都未曾拥有。那件毛衣，便是眼前这般模样，它如今归属小女儿，原本是大女儿的。姐姐身材已不再适合，便慷慨地转赠给了妹妹。自此，这件“传家宝”便在家中留了下来。她们的汗背心亦是破洞遍布。大女儿的长裤破损严重，只得用钉书机临时修补。在那个时代，虽然女孩们的着装不像当今这般时尚，但家家户户的姑娘都衣着得体。我作为母亲，为何直到此刻才意识到这一点？那些年，我专注于职场，频繁出差，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主要由祖父母照料。他们勤俭节约，孩子们也从未主动要求添置新衣，这才导致了这样的情况。
面临即将远行的离别，我们母女三人面对这堆破旧衣物，不禁泪眼朦胧。身为母亲，我倍感愧疚。这么多年来，并非我们缺钱，究竟为何我总是疏于关注？
夜色渐浓，我们陷入了困境。当时我手头的零花钱仅有二十元，而每个孩子的月生活费需要十六元，要想买衣服简直是遥不可及。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亢美毅然决然地说：“不，我们必须去军管会寻求帮助。”
或许我们被称作“走资派”，而你们则是“狗崽子”，似乎无人会关注你们。我仅轻声回应：“去了也是徒劳。”然而，那两个孩子却执意前行。她们毅然离去。我独自在家，内心担忧她们可能会惹上麻烦，甚至引发“走资派造反”的风波。同时，我也想到，尽管海南岛位于亚热带，但五指山脚下的冬天依然寒冷。她们即将参与劳动，这两件破旧的衣服能支撑她们多久呢？
令人惊讶的是，那两个孩子仿佛凯旋归来，脸上洋溢着胜利者的喜悦。她们带回的“战利品”是借来的五十元。据她们所述，这笔钱是通过与军管会人员一番争执才得以争取到的。这五十元，如同沙漠中的甘泉，在我们几近绝望之际，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紧接下来，就是的怎么使用这五十元。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想要买的、必须买的东西太多了。雨鞋、电筒、毛巾……算来算去，这五十元还远远不够。按需要，似乎一样也不能少，但只能尽着这五十元花。最后，我说：“你们自己上街去挑选吧，尽量挑选最急需且价格最为低廉的物品。”
两姐妹踏上了街头。然而，我身陷囹圄，不得外出，只能与她们相隔于街巷。我在家中翻检那堆旧衣，思考哪件还能修补利用，哪件大女儿穿不下可以传给小女儿，来回翻看。转念又想起未曾叮嘱她们购买布料以制里裤，紧接着又疑惑她们是否知晓制作一条裤子所需布料的尺寸。
姐妹俩很快便踏入了家门。我迫不及待地询问她们采购了何物。待她们展示手中的物品，我不禁感慨万分，既想泪眼婆娑又忍不住笑出声来。欲晓选购了一个针线包，她轻声说道：“妈妈，物价飞涨，这点微薄之资实在不足以购买所需，我便买了个针线包，将来到了农村，我自会动手修补衣物。”而亢美所购之物更是出人意料，她竟然买了一只口琴，笑着解释道：“妈妈，就买只口琴吹奏一番。既然买不了别的，我便这样离去，您无需担忧，能自寻乐趣便足矣。”
历经重重风险，凭借一场争执换来的五十元，经过深思熟虑的需求考量，竟然购置了这两件物品！
翌日，我深思熟虑，决定冒一次险请假外出购物。心想，即便像小孩那样与人争执一番也无妨。我前往军管会，坦诚地陈述了请假的原因：“孩子已经长大了，难道她们还不能自己挑选东西吗？”我的话语似乎让军管会的工作人员觉得有趣，于是他们同意了我的请假请求，但限定只能在夜间进行，并告知白天需要闭门反省。
当日，我们母女三人便提前享用了一顿晚餐，随后径直前往南方大厦。这次出行，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首要任务是购置制作衣服的必需布料。我在农村生活过，对此深有体会：劳动时衣物更换频繁，损耗也快。因此，我为她们选购了蓝色布料制作长裤，以及彩色布料用于制作里裤，此外，还额外购置了一些汗背心等配件。
亢美凝视着货架上的塑料脸盆，轻声说道：“妈妈，我想买一个这样的脸盆。”那时，市面上塑料制品尚不普遍，价格也不菲，我心中不免有些不舍。然而，女儿即将离去，她从未有过这样的要求，我实在不忍心让她扫兴，于是便为她买下了。姐姐认为太过昂贵，便提议只给妹妹买一个，自己则不打算要。多年以后，亢美仍向我提及，她购买的这款脸盆竟从未用来洗过脸。在生产建设兵团的日子里，大家都认为这个脸盆样式美观，便用来装饭食用了。
匆匆赶回家中。我立刻动手为她们裁制裤子。萧殷家的祖母也前来协助，尽管夜已深，造反派大多已入眠。她老人家毫不畏惧他人的目光，一边剪裁，我一边用缝纫机缝合。这种裤子设计简单，两面均可穿，以松紧带作为腰带。一整夜的努力，终于将买来的布料全部用完。我心里想，有了这些裤子，至少能应付一阵子。但毛衣怎么办？大女儿仍旧没有一件，而且再没有多余的钱去购买了。
当我被宣告“获得自由”之际，我立刻委托他人从上海购置了一件毛衣，随即寄给了我的大女儿。彼时，我正身处干校之中。
数年前，我踏足新疆这片土地，那里盛产优质的羊毛，编织出各式精美的毛衣。于是，我为两个女儿各挑选了两件，带回了家。我心中不禁涌起一丝这样的念头：先前未曾多加关怀，如今想要设法弥补。实则，我自认为颇为愚钝，两件毛衣又能填补多少遗憾呢？
来之不易的合影
1968年秋，正是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候，我的两个女儿要到海南岛去劳动锻炼。所有的学生都要上山下乡，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她们都是“黑五类”、“狗崽子”，尤其必须到农村去改造。我希望她们到海南岛去，因为那里有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归部队领导，比到农村插队好一点，安全一点。
孩子们临走前要求和我拍一张合照。她们一再说，这一去，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回来呢！我也有此意。她们的爸爸早已被关进了“单间”，那是被认为问题最严重的人所受的待遇，跟一切人都隔离开。我们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现在她们要离我而去，合照一张相片不能算过分的要求。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当时却费尽了周折。
首先，我是被“监护”的对象，没有行动自由，不能上街。我们不能去照相馆。买胶卷回来自己照吧，又嫌胶卷太贵。那时只有黑白胶卷，四块多钱一卷。四块多钱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二十元，李普也是一样。他曾告诉我，他有一段时间和于明涛同志关在同一间房里。早餐到食堂买豆腐乳，买两块三分钱，买一块却要两分钱。为了节省这半分钱，他们俩就这次你买两块，下次我买两块，硬是把一分钱掰成两半使。李普这个从来不会算账的书呆子尚且吝惜到如此地步，现在要我拿出四块多钱去买胶卷，我怎么舍得呢！买不买呢？我们母女三人犹豫再三，反复计算自己的财力。想到女儿要离家远行，而且以后团聚之日好像那么遥远、渺茫，我又觉得这几块钱算不得什么了。我们宁愿两天不吃饭，也要照张合影！决心就这样下了。
胶卷买回来了，我小心翼翼地装上相机。我们开始忙碌起来。要照三个人的合影，还要找人帮我们拍。女儿们找来了两个帮手。一个叫陈立波，一个叫三毛，都是中南局干部的子弟，陈立波还是欲晓的同学。
小小的一卷胶卷，给我们带来了少有的欢乐。我们左一张、右一张地拍摄，一时间竟忘了一切忧伤、痛苦，以及即将来临的离别，似乎有一张合影就可以弥补一切。
咔嚓咔嚓，一卷胶卷很快就拍摄完了。该冲底片了。三毛说：“省点钱吧，不用送照相馆冲，让我来冲。”他那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精神很令人感动，而且他表示绝对有把握。我们当然很高兴，我就把冲底片的暗盒、药物等准备停当后交给了他。
没想到，不幸的事竟发生了。三毛，三毛，可是跟他这个小名一样，有点毛手毛脚。尤其是他深知这个胶卷来之不易，他自告奋勇，责任重大，唯恐出差错。在这样万分紧张的心情下，不知哪一个环节没搞好，结果整个胶卷都曝光了。我们的失望甭提了。原先拍照的时候大家那样兴高采烈，现在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不幸的事总跟着不幸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拍摄的照片，前功尽弃的了！三毛当然很难过，也许比我们更难过，我们只能安慰他。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始而十分热心，继而十分难过的样子。听说他现在在广东负责一家公司，不知他还记不记得这个小故事。
我们母女三人下了那么大决心筹划的合影就这样成了泡影。晚上，我们默默地坐着，一点情绪也没有了。难道还能再买个胶卷吗？我们谁也没敢这样想。
正在这时，陈立波风风火火地跑进来，高高举起一个照相机，兴高采烈地说：“好了，好了，我借到了一个照相机。里面还有胶卷，再来照吧。”我们母女差一点没叫起来，又有希望照合影了！但是房间里只有一盏灯，那照相机又没有闪光灯，光线够不够？我们只能把那唯一的一盏灯尽可能靠近我们的脸。管他什么效果，只要照出三张脸就行。折腾了好半天，紧张得像打仗一样，终于拍了一张相。
这张照片后来洗印出来了。我在中间，一边一个女儿，三个人的样子才好看呢。三张脸倒还清楚，不过，一个个傻里傻气，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倒有点像被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惊呆了似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到底还是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可来之不易，我一直珍藏着。
大救星吴阿姨
孩子们走了以后，我被关在机关办公室里学习、交代。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不“提审”我的时候，我就看看书。那时报纸不许看，能看的就是一本“毛选”。
有一天，军管会的一个人（原来也是中南局宣传部的）来找我去，通知我，李普胃穿孔，动了手术，现在医院里，已经三天了。这真是晴天霹雳。经我再三要求去看看，他们同意派一个人跟着。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样到医院的。昏昏沉沉，还作了思想准备，心想这次可能是见最后一面了！
李普在中山医学院第一分院，这是我们的合同医院，我原来很熟悉的，这次跟在监视我的人后面走，完全不知道是哪一座楼。只知道走到一座楼上，那人说：“到了。”这不是病房，而是病房的走廊。走廊里搭满床，躺满了病号。我意识到李普就在这些病人中间，急忙用眼睛搜索，很快我就看到了李普。他躺在靠里面的一张床上，旁边有一个人守着。后来我才知道，有两个人二十四小时轮流看守他。他本来消瘦的脸，现在更瘦了，而且苍白得可怕。他看见我，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又惊奇又欢喜，突然有了一丝笑容。
我强忍着眼泪，不愿他看到我哭，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意识到时间对我太宝贵了，忙问他手术情况怎样。他告诉我，胃穿了孔，开了刀，没有切除，补了一下。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微弱。我说“现在情况怎样？”他说：“还好，不要紧。”这显然是安慰我的。
本来有一个人监视着他，再加一个人监视着我，两个人虎视眈眈看着我们，纵有千言万语，也只有各人心领神会。他说：“我好。”这真是最平淡的语言，但是，我们都懂得这是在互相鼓励对方坚持下来。
监视我的人催我走了。在他看来，原来说好只看一眼，现在已经让我们讲了几句话，已经够宽大的了。我恋恋不舍地走了，两次回头看他，那苍白的脸，灰白的头发，我的心突然抽紧了。走出走廊，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偷偷地擦了一擦，又昏昏沉沉地跟着监视我的人回到机关。一到房间，我往床上一躺，全身都软了，瘫了，只有那苍白的脸在眼前晃动。
过了几天，军管会又找我去了。我怕极了，心想，这次李普怕不行了。还好，他们告诉我，李普出院了，因为刚动了手术，医生说不能吃食堂的饭，食堂又没有人手做病号饭，要我做，一天四顿，要容易消化的。
我很奇怪，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后来才知道，本来应该把他穿孔部分的胃切除的，为了要他“交代问题”，只给他补了一下，早早出院，继续交代。
我本来很乐意接受这个做病号饭的任务，由我来做，总会比食堂做得好些。但是当我开始做时，我却真的发愁了。
动了这么一个大手术，总应该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可是我没有钱。而且，当时鱼肉之类也极难买。做每一顿饭又只给我一个小时，买菜，生炉子，做饭，全在这一小时之内。我开始煮了点稀饭，打一个鸡蛋在里面，以后又做一点挂面，放点青菜丝。以后越来越难了。我要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买菜，到家赶快生炉子。那时没有冰箱，每天的菜现买，没有煤气灶，要把煤粉做成煤饼，再用木柴引火点着。再加上没有钱，我每天为这四顿饭愁得不行。
那时我和萧殷合住，没有厨房，炉灶就放在廊檐下。那一天，我正坐在小板凳上发愁，来了一位大救星，那是吴阿姨，原来给我们家做饭的。那时全都不让用保姆了。吴阿姨已由军管会介绍去带三个孩子。孩子的父母都被关起来了。
吴阿姨问了我的情况，她想了一想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我说：“怎么办？”她说：“你去同军管会讲，这病号饭你做不了。人是他们抓的，要他们管。”我说：“这怎么行呢？谁知道他们给李普吃什么。”她说，不是真的不做。据她了解，食堂里人手特缺，没有人做病号饭。“他们一定还是要你做。等他们求你做，你就说只有让我帮忙，你才能做。”她又说：“本来嘛生一个炉子要多少时间才能生着，他们知道吗？”我说：“这能行吗？”她说：“准行。”我同意这样试试。吴阿姨说：“等他们同意我帮忙，你千万要他们来找我。”
接着我告诉她没有钱买东西。吴阿姨说：“这好办，我还有两千元存款，你尽管用，救人要紧。”
吴阿姨是湖南人，无儿无女，长期给人做保姆。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她在中南局久了，认识很多中南局的人。早在我们被关以前，她看到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就不止一次地说：“哪儿有那么多坏人？我见多了，‘三反五反’那阵，今天一个小老虎，明天又是一个大老虎，弄到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她高高的个子，大嗓门，有湖南人特有的犟脾气。她有很多办法对付红卫兵。有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来查我们平时吃什么，花多少钱。吴阿姨两手叉腰说：“查这个问题要问我，伙食是我管的。”她拿出一个本子，谁也看不明白写的是什么。要是谈崩了，她会来这么一句：“我是贫农，你们要对我怎么样！”我们的邻居关相生同志被关起来了。她去送饭，做了一碗面，把肉放在碗底，面上放两片青菜。她送去的时候还说一句：“走资派就给他吃点素面。”居然让她蒙过去了。
吴阿姨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对吴阿姨的胆识和机智深信不疑，就照她说的去找了军管会。她估计得一点不错，军管会仍旧要我做饭，而且同意找吴阿姨帮忙。
第二天，吴阿姨很高兴地跑来告诉我，军管会果然要她帮忙。她说：“我可不那么容易答应他们。我说：走资派，界线早划清了。经他们好说歹说，我才答应帮忙，但我还钉了他们一句：以后谁要说我划不清界线，我就找你们！”
她马上找人帮忙给我买鸡。那时市场上没有鸡卖，她托人到郊区买，花了十八元买了三只鸡。在那时，这是很贵的了。谁知半路上还跑掉一只。她把鸡炖好，炉子生好，我就做点饭或下点面。我也学吴阿姨，把鸡肉切得碎碎的，放在碗底，上面放一些蔬菜。我很怕这个秘密被发现，每次提心吊胆地去送饭，居然没有被发现。有一次是王维藩同志接饭，他是一位老同志。他故意慢慢腾腾打开饭盒，看了看，悄悄对我说：“刚动手术，你做一点有营养的给他。”
我把鸡肉、鸡汤化整为零放在主食里面，连鸡骨头也一再炖汤，用这汤来煮稀饭。吴阿姨看见我这样，对我说：“你何必这样，自己也吃一点。身子要紧。”这鸡得来这么不易，我怎么敢吃！
以后鸡买不到了，吴阿姨就帮我买罐头肉。刚好是广交会期间，店铺里有一点肉罐头装门面。平时，肉罐头也没有。吴阿姨跑一趟街可以带回五六个罐头，她说：“要多买一些，一过广交会就买不到了。”这样我就积存了不少肉罐头。我心里比较踏实了。又谁知人在倒霉的时候，倒霉的事接踵而来。俗话说祸不单行，好不容易买到的鸡会跑掉一只，吴阿姨千方百计抢购来的罐头，竟然会被人抢走。那一天做晚饭的时候，我一回家，就听见房里有人，心知不好，急忙进房，只见三个小青年正在拿我的罐头，我说：“你们干什么？”他们见来人了，马上就往外跑。我看他们拿的是罐头，急坏了，大声嚷：“你们什么都可以拿，不能拿我的罐头！”他们哪里肯听，三个人像一阵风一样跑了。我追出去，有一个人掉了两个罐头在地上。我再到房里一看，所有的罐头一扫而空。我颓然坐在地上，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交易会过去了，再到哪里去抢购呢？
做病号饭看不见病号，也不知道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送去的够吃不够吃。我只有每次检查退回来的饭盒，从饭盒剩饭的情况来判断，李普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剩的饭多了，我就发愁，唯恐他病情有变化。我对胃穿孔、动手术这些完全没有常识。因此，我很怕米里的沙子没洗净。我想，这沙子要是吃进胃里，碰到伤口不是又要穿孔了？怎么办呢，我每天用手帕包一包米带到办公室。我被关在办公室，晚上也住在那里，只有做四次饭的时候，允许回家四次。我把米放在抽屉里一颗一颗地拣沙子。桌面上放一本“毛选”，一有动静，马上把抽屉关上，让人以为我在看“毛选”。
那一段时间，我全副身心集中在做这四顿饭上面。宣传部一位司机，是造反派，这时是军管会的人，时不时地要到我那里检查一下，还要训斥两句：“做一顿饭要那么多时间！”我照例不理。我心里有底，反正你们没人做，是你们要我做的。
1973年，我们由广东调到北京工作。在离开广州之前，我和李普都到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查身体，遵医嘱住院作一些治疗。医生拿出李普的病历给我们看，其中开刀的那一份第一行写着“患者系监护对象”，后面打了三个很大的惊叹号！
萧殷养鹅
萧殷在干校养鹅，和鹅住在一起，独居一室，独来独往。他住的房子是长形的，他睡在最里面。右边靠墙有一扇窗，窗下有一块用砖头架起来的木板，权作桌子。进房门左边有一小块地方，是给鹅睡觉的。广东的狮头鹅长大了，一只有四十多斤，萧殷就养着十来只狮头鹅。
我只要有可能就去他那里聊聊天。我们同在中南局文艺处，他是处长，我是副处长，一直合作得很好。他是著名文艺评论家、理论家，我很尊敬他。
萧殷
萧殷曾长期在《文艺报》担负主编工作。他为人耿直、认真，从不人云亦云，更不趋炎附势、吹牛拍马。在中南局，他每天下班以后就回家侍弄他那一小块“自留地”，那里种了几种蔬菜和一些花卉。他极少串门，给人种十分清高的感觉。可是，他却有着一颗火热的心。他在《文艺报》经常要看青年作家投来的作品。他看得既仔细又认真，常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修改意见，写很长的信。很多青年作家都得过他的帮助。
可是在文革时，我们都是“文艺黑线”人物。我家第一次被扫地出门，就扫到萧殷家。他家腾出两间房让我们家搬进去，我们又成了邻居。作为邻居，我们又相处得很好。他家的姥姥常常帮我们弄这弄那。没有肉吃的时候，萧殷介绍他家常做的一道菜：把煮熟的土豆捣成泥，再把一根香肠切成薄片放在里面加上咖喱粉一炒，其味无穷。这就成为我们两家常吃的菜了。
有一天，我和萧殷在办公室聊天。我们同一室办公。隔壁房间是副部长葛震的办公室。整个办公大楼只有我们三个人。王匡是部长，被关了，其他的人闹革命去了。我们正聊着，忽然听到楼下人声嘈杂，而且越来越近，似要上楼的样子。萧殷马上轻手轻脚走到房门口，轻轻把门锁上，悄悄地对我说：不管他们怎么打门，我们都不要开门，不要出声，注意，不要咳嗽。刚布置好，造反派已上楼来了。他们直奔葛震的办公室，他的房门大概没关上。我们在这边听到隔壁屋里大吵大闹，不一会儿，就噼里啪啦打起来了。萧殷悄悄打开房门一个缝，看到葛震办公室门外没有人，里面打得热闹。他招招手，示意我们出去。我们出了门，像小偷一样轻手轻脚一步一步挪到楼梯口。这几步路真难走啊，唯恐弄出一点声音来。幸好我们这办公室靠楼梯最近。到了楼梯上，萧殷一再示意要轻轻走。一到楼下，我们就飞奔回家。第二天，我们到办公室，见到葛震，问他是怎么回事。葛震说：“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造反派，他们先要我检讨，问他们要检讨什么，他们答不上来。他们对我什么也不知道，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拳打脚踢。”他插在口袋里的钢笔也给他们打断了。要不是萧殷有计谋，我们大概也免不了一顿狠打。
在干校萧殷的小屋里，我们有时还谈起此事，两人都大笑起来。
有一次，我对当时我们的处境，实在想不通，就对萧殷说：“不知这干校究竟要搞到什么时候？”萧殷说：“别管他，我见得多了。在延安抢救运动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一位同志无缘无故被打成特务。那一天，这位同志蹲在墙根下，不知是晒太阳呢还是想心事，刚巧，康生走过看见了，就对他说：‘干什么蹲在这里？看你那样子就是个特务。’于是，这位同志就被打成了特务。”
我每次和萧殷聊聊，心里就觉得舒坦一些。
萧殷白天把狮头鹅赶到外面，一边看鹅，一边在地里找草药。他懂得很多草药，采了草药，晚上就放在那当桌子的木板上，分类，晾干。他送我一本草药书，书上有各种草药的图画，并注明药性，可治什么病等等。我也跟他学，经常采集各种草药，对照书看。我当时认得好几种草药，但现在都忘了，只记得马齿苋有消炎的作用，可治拉肚子。
萧殷有哮喘病，他常常按书上的草药煎药水喝。干校缺医少药，有点小毛病，一般就到镇上的医院去看。萧殷从不信这种医院，他认为这种医院的医生，都没有正式学过医，就是当时所谓的赤脚医生。他不论哪里不舒服，都用草药给自己治。
鹅睡在他房里。鹅睡的时候也会发出一些声音，萧殷认为鹅也有哮喘，就把自己喝的草药水再煎一道给鹅喝。这一点，我实在不懂了。我说：“我没听说过鹅也有哮喘病的。”萧殷说：“你看，我喝了没事，鹅喝了也不会有事的。”
他喂鹅，对鹅真是有感情。逢年过节要杀一头鹅会餐，萧殷总是很心疼，好像要杀他的孩子，总是摸摸这头，舍不得，摸摸那头，舍不得。我很理解萧殷的这种心情。在那个时代，妻离子散，和萧殷朝夕相处的，和他最亲近的，不就是那几只鹅吗。人和人相处呢，那又是另一种情况了。
小黑的故事
我在干校的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使我至今难忘。
干校在广东连山县的一个山沟里。全部人员按连队编制，我属第三连。我每天除了劳动还是劳动，种过南瓜、玉米，砌过墙，上房顶铺过瓦，做过木工……因为还是“有问题”的人，还不够“下放干部”的资格，所以虽然算是连队的一员，实际上却不属于这个集体。
那时，我们吃饭在食堂的大门外，随便选一块石头，端着饭碗坐下就吃。这时候那些没有问题的同志就有说有笑了。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从一旁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
连的干部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小狗，由食堂养着。小狗慢慢长大，竟生了一窝小狗。三连的年轻人要了一只来。这只狗全身都是黑毛，大家便叫它小黑。
每当吃饭的时候，各人从自己的饭碗里舀一小勺饭喂它。因为人多每人给它吃一点，小黑也就吃饱了。有嚼不动的菜根，人们吐出来，也是小黑的口粮。偶然会餐有点肉，那骨头更是小黑的佳肴。小黑就这样慢慢长大，而且膘肥体壮，比老乡们的狗神气得多。
小黑认识全连每一个人。每当下工的时候，小黑就在村口等着。它抬起前腿，摇着尾巴，向每一个人身上扑一下，表示亲热。它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从不漏掉一个。不是本连的人来，它就没有那种亲热劲，而且吠个不停。
小黑就这样成了全连每一个人的好朋友。年轻人有时拿着一根骨头叫：“小黑站起来！”小黑就站起来，两只前腿缩着眼睛望着骨头。这时就会逗得人们大笑。逗逗小黑，成了全连人很大的乐趣。小黑也从不拒绝任何人的友好表示，彼此毫无顾忌。它成了全连的宠儿。
晚上，小黑睡在厨房里。那里有米面、蔬菜等等，小黑又是最好的警卫。
不料，有一天竟发生了一件事。那天大家收工回连，有一位同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当小黑向他扑过去表示亲热的时候，他竟踢了它一脚。小黑怏怏跑开，又去欢迎其他的人。吃饭的时候，这位同志喂小黑的饭，小黑看都不看一眼。一连几天，小黑都不理这位同志。当时大家都不在意，后来才知道，这使这位同志伤心极了。
有一天晚上，大家回到住房准备睡觉了。那是一间大楼房，所有的人都住在一起，男同志住一边，女同志住另一边，中间用竹席隔开。有一位同志有什么东西忘在厨房了，到厨房里去取。他走到厨房门口，突然听见有人在里面说话，声调十分悲惨，好像带泪哭诉。他好生奇怪，便站在门外听一听。只听见那哽咽的声音说道：
“小黑，你原谅我吧！”
“小黑，我不是有意的。”
“小黑，是我不好，你过来。
“小黑，我心里不好受啊。”
“小黑，以后再不踢你了……”
门外这位同志再也忍不住了，进去一看，只见两行眼泪还挂在那人脸上。小黑躺在他对面。
于是，某某人向小黑检讨的故事就传遍了全连。
我到三连的时候，小黑已经不在了。因为它常常欺负老乡家的狗，被附近的老乡打死了。但是小黑的故事却长久震撼着我的心。一只小黑狗的形象常常在我心头闪动，虽然我没有见过它。很多时候，我想到如果小黑还在，我能逗它一下，和它说两句话，那该多好啊！
有一天，我所在的班开会，我被派去地里干活。他们每次开会都是这样安排我的，因为我没有资格参加会，而人们又找不到让我回避的地方。那天，下着倾盆大雨，我的任务是到玉米地里去锄草。我穿着那种半截的塑料雨衣，拿着锄头到地里去了。玉米长得很好，地里一根杂草也没有。我倚着锄头站在地里，让雨淋着。在这样的大雨天，不要说没有人下地，就连过路的人也没有。我翘首望天，天空黑沉沉的，好像要压下来。雨越下越大，没有一点放晴的迹象。可是不等人家开完会，我是不能回去的。现在回想起来也很奇怪，当时我竟没想到我的老伴——他还被关着，也没有想到远在海南岛的两个孩子，我却只想着没有见过的小黑。我想，小黑如果没有死，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它也许会陪我在这里淋雨的。我现在决不会这么孤独，这么凄凉。想着想着不禁潸然泪下。我又想到小黑的死。一大群人把它围住了，一面吆喝着，嬉笑着，一面打。我好像亲眼看见了一样……
我当小组长
在宣布我“解放”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我万万想不到的事。
我们班开党小组会，这时，我有资格参加了。可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会上竟选我当小组长！天哪，这怎么可能呢？昨天我还是批斗的对象，今天就要我来领导批斗我的人！简直不可思议！
我再三推辞，怎么也推不掉。为什么要选我呢？我挨批惯了，确实不知道怎样当小组长。想了又想，无非是这样的逻辑：上面既然“解放”我，那我就不是敌我矛盾，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而且又是党员了。论党龄，我最长，论年龄，我最大，可能因此大家就选了我；至于是不是上面指定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说你是敌人，你就是敌人，说你是同志，你就是同志，要你当组长，你就得当组长。
我在党内，小组长、支部书记、党委委员都当过，可是，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发怵。我真的不会当这个小组长。可是在当时，叫你当你就得当，否则，刚“解放”你，你就翘尾巴了？我不会当是实情。长久以来，要我考虑的是我的错误，现在党内的生活怎么过，我不知道。没有办法，我只是名义上的小组长，实际是傀儡。遇事就问大家的意见，大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当傀儡总比当批斗对象好。
然而，我终于明白，这傀儡也不是好当的。那时正兴清查“五一六”，“五一六”是怎么回事，我哪儿搞得明白。
我们组的任务是要批斗宣传部的一位造反派的头头。这个案件也有专案组，我们小组的任务是配合专案组对她进行批斗，要她交代材料。
这位造反派的头头，恰恰是我们文艺处的干事，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姓刘，刚调来不久。文革刚开始，这位刘女士就组织了一个战斗队。这个战斗队只有三个人，除她之外，还有两位司机。她新来乍到，认识人不多，而且，司机是工人，工人不是最革命的吗？他们对宣传部的情况并不了解，因而对我们无法组织什么像样的批斗会。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表演夺权的一幕。有一个时候，各地造反派兴夺走资派的权。小刘的战斗队也不甘落后，在宣传部夺权了。怎么夺呢？他们找到了宣传部的印章，拿着印章，把几位副部长、处长、副处长（部长王匡已被关起来）叫去，他们站在桌子后面，印章放在桌上，让我们在桌子前面一排站好。然后，由小刘宣布：从即日起，他们夺了宣传部的大权。她把印章晃了晃说：“你们有意见吗？”在那造反有理的年代，我们能有什么意见呢。
我一看这场面，第一个念头是：凭你们这三个人就能管宣传部？现在想来，我那时的思想真是大错特错了，真是迂腐极了。王洪文都可以当党中央的副主席，司机为什么不能领导中南局的宣传部呢？
看到印章一晃，我又想：就这么简单？有印章就有权？接着又想：既然你们夺了权，为什么又要我们承认呢？这权不又成了我们给你们的？越想越觉得滑稽，这么一想不当紧，禁不住就想笑。很快，我意识到绝对不能笑。可是晚矣，虽没出声，却已被小刘他们看出来了。小刘说其他的人都可以走了，唯独要我留下。他们声色俱厉地问我：“你为什么笑？”我只好否认，说我没有笑。心想，幸好没有笑出声来。他们狠狠地训了我一顿，才放我走。这一顿是非训不可的，这是造反派的脾气。
小刘梳两条小辫子，中南局很快就传开了：两条小辫子夺了宣传部的权。
在干校，昔日趾高气扬、威风凛凛的造反派小刘，不知怎么一下变成了批斗的对象。昨日你斗我，今日我斗你，总之，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这难道就是阶级斗争的哲学？
如前所述，小刘在宣传部除了夺权外，无所作为。他们到外面闹革命了。他们和中南局其他的部委及社会上的战斗队联合，鬼知道他们是怎么闹革命的。现在要批斗她什么，我实在一点也弄不明白，我只有奉命召开会议，听人家批。
我只记得，专案组要查清某月某日造反派在某地开会的内容。现在要小刘交代的就是这件事，以印证其他“五一六”交代的材料。在会上，小刘怎么也讲不清，于是连里（那时我们属三连）给我一个任务，要我连夜突击小刘，和她个别谈话。因为我是女的，又同一部门，深更半夜找她谈比较方便。
说良心话，我心里十分同情小刘，她们只知道响应号召闹革命，开的会老鼻子了，那时今天一个最高指示，明天又是一个北京来电，造反派要跟上北京的形势，着实忙呢，岂能记得住每次会的内容。
我对要小刘交代的事究竟有多重要完全闹不清，我只能说：“小刘，别急，慢慢想想，还开过什么会？”小刘蔫了，半天不吭声。我说：“再想想。”从我内心讲，恨不得把要她交代的会议的日子地点告诉她，可是不行，那样做，哪怕说得不具体，只是暗示一下也不好，那岂不成了诱供吗。磨了半天，小刘最后仍是低着头说：“我实在记不起来了。”我相信这是真话。
我这个党小组长实在太不称职。
小辫子
在四害横行的时候，人们私下传说掌握《人民日报》大权的某人许多笑话，例如把“墨西哥”念成“黑西哥”之类。粉碎“四人帮”以后，出了一本此公的笑话集，也许多少有点史料价值，可惜我没有保存。
我无缘忝列此公属下，却也遇见了一个类似的人，不过是个更小的人物，尤其不值得指名道姓了。
那时，我在一个广播电台任编辑部的总编辑。台里的一把手党委书记是一位女士。她的年龄很难捉摸。说她是中年吧，她梳着两条小辫子，打扮成一个小姑娘，而且还没结婚；说她是小姑娘吧，也不像，少女的青春光泽早已从她脸上消失了。我们台里，日常彼此称呼只叫姓，小王、老李，这人既挨不上老，又挨不上小，私下里大家都称她“小辫子”。
我刚到电台的时候，小辫子对我很亲热，笑脸相迎，问寒问暖。几天以后，她单独和我谈话。她说：“你要找几个人当你的耳目。”并且说某某人不错。我像给人打了一闷棍，无言以对。什么“耳目”！几十年来，没听说过这回事。生了场闷气之后，我对这位小辫子只好敬而远之了。
慢慢地，我知道了小辫子的一些来历。她原是铁路上的，是一个造反派的小头目。造反有功，派到电台当工宣队员，以后就留下，并且当了一把手。上级宣传部门一位女领导，有一次开会和我同住一房，很谈得来。她说：“有什么办法呢？好不容易才物色到这样一个人。首先要是工人阶级，又要年轻的，还要是女的，到哪里去找！”
每逢开全台大会，小辫子总是这样开头：“我是个大老粗，是拿榔头的，工人出身，根正、苗红，牌子硬。”那气势之豪壮，声音之响亮镇得满屋子的人谁也不敢发笑。接下去就是当时报纸上的话，语调渐渐平缓下来。
现在如果有人那样自我介绍，而又毫不脸红，你一定以为这人有神经病。不过，当时是当时。小辫子说这些话时，是那样自豪，那样得意，当然谈不上脸红，反而是我们这些听的人有点吃惊，后来渐渐地也就见怪不怪了。有一次会后，有一位老同志悄悄对我说：“工人阶级，咱们惹不起。”
小辫子年纪不算大，架子可不小。每逢党委开会，她总是最后一个到。所有党委委员到齐了，坐好了，自有她的“耳目”去请她。她这才从隔壁的办公室走出来。她的座位是固定的，是长沙发的当中，而这长沙发只坐她一人。当然，只有这样，才能显出她与众不同，显出她不是臭老九，而且是这里的“一把手”！
三八节是妇女的节日，电台又是女的在当家，小辫子特别重视。她叫人做了一些塑料皮的小本，准备给全台的女同志每人发一本。这种塑料皮本，现在算不了什么，当时还不太多。那次会议刚结束的时候，会计跑进来，对小辫子说，这笔费用不合财务制度，不能报销。小辫子愣了半天不说话，接着就冲会计吼起来：“什么话！我是党委书记，这一点钱，我没有权批？我的权在哪里？我还有什么权！”她两眼一瞪，那样子真可怕使我马上想起“史无前例”的高峰时期那些造反派的形象，于是立即离开了会议室。
后来我想，难怪小辫子大发其火。在她脑子里，工人阶级要掌权，她是工人阶级，就是她掌权她掌权，就是她说了算。这并不是她自己想出来的，是人家公开教她的，是当时权威的真理，而且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而现在竟有人不尊重这个道理，她小辫子能不火冒三丈！这件事，她的那个“权”，后来是怎么使用的，我现在记不清了。
整个广播电台是一架复杂的机器，有发射部门，有制作部门，而第一道工序在编辑部。所有的工序配合起来，整部机器才能运转。第一道工序的编辑部举足轻重，小辫子也渐渐弄明白了这一点。她那掌权的手就伸向编辑部来了。
编辑部每天发稿几万字。编辑记者们成天不是出外采访就是趴在桌上填格子。小辫子不能看这些稿子，她也自有她的办法。比如偶然要播部小说，这在那时是极伤脑筋的事，因为没有小说可播，但是要填满节目的时间，又非播一本小说不可。小辫子把编辑叫去，让编辑把故事说给她听，然后决定播不播。有时，她也去审査录好音的带子，说几句叫人啼笑皆非的意见。不过是不是照她的意见改了，她也无法检查。所以说穿了，这些只是做一个她在领导的样子，表示她拥有审查的大权罢了。
她掌权的最主要的办法是培养和使用“耳目”。有一个十八岁的真正的小姑娘，是她培养的重点，放在文艺组当了组长。文艺组里的同志，有的在台里工作了一二十年，很有经验，对文艺的各个方面；各有所长。但小辫子不是说他们出身不好，就是说他们有什么历史问题，所以都得归这个小姑娘组长领导。所谓领导，就是看管。只准埋头干活，不许乱说乱动。的确，他们只能背着沉重的包袱工作，轻易不敢讲话。
这个小姑娘，说起来也真可怜，小小的年纪，本来应该是求知识的年龄，但是，她却什么知识也没有，只学会了拍马，打小报告。她是随工宣队进电台的。据同志们告诉我，在工宣队里，她抢着洗沙发套，抢着给工宣队员们洗衣服，这是阶级感情的表现，因而被留在台里。小辫子提拔她当了文艺组的组长、团支部书记、党委委员。尽管对业务一窍不通，她却干得很起劲。张三说了什么，李四说了什么，赶快去给小辫子报告。那时，电台文艺组的节目说简单也简单，因为除了样板戏还是样板戏，按不同的排列组合，算算时间，编排一下就行了。自己制作的节目极少，同志们难免聊聊天。但还是有人吃过她的苦头，所以，只要小姑娘一进办公室，大家就闭口不言了，连“今天天气哈、哈……”也不说了。有一天，小姑娘跑进办公室说：“有个叫贾宝玉的，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犯了什么错误，要批判他了。”大家既不敢笑，也不好答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小辫子要培养这样的“耳目”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绝大多数同志心里总有一个是非标准。再说，编辑部虽然不很庞大，但播出的栏目不少，有早上6点半的报纸新闻摘要，本市新闻，工农业新闻，外语教学，天气预报等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哪里去找这么多耳目呢？总要斗一斗才好，先斗谁呢？于是，我就成了小辫子的靶子。也许是那个小姑娘打了什么小报告，也许是擒贼先擒王的意思。
小辫子要制服我了。她采取的办法是突然袭击。有一天，突然召集了一个党委扩大会议，小辫子照样坐在沙发当中。她宣布开会，没有说更多的。开第一炮是文艺组的那个小姑娘。我见她拿出一份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念，做出气势汹汹的样子。批判我的中心内容是业务挂帅。接着别人发言，有的是敷衍几句，有的是故意东扯西拉，不痛不痒。这一排炮很不成样子，开头似乎雷声很大，可雨点越来越小，会议只好休息了。
等小辫子暂时离开会议室，小姑娘走到我面前，笑嘻嘻地做出很诚恳的样子对我说：“老沈，我年纪轻，没水平，您经验多，说得不对的，请您指出来。”这一招，真使我大吃一惊，比她那第一炮更使我吃惊。这小姑娘知道她在编辑部很孤立，这一突然袭击能不能把我打倒，看来她也没有把握，因此她不想过分和我过不去。一个小小的孩子居然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会儿工夫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那么会演戏，你不能不说是一种本事。她是在哪里学的？
我想了一下回答道：“我有什么意见，会在会上说的。”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了。
我在编辑部，确实做了一些手脚。有的稿子写了什么“向江青同志学习，向张春桥同志学习”之类的话，我把写稿的同志请来，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便和他商量说：“改为向毛主席学习，不是更高吗？”征得他的同意，两人共同改，这样彼此都可以放心。我给英语教学组规定一条：英语教学只学语言，不教那些政治口号。过去英语教学的播出稿，要翻译成中文审查，我直接审英文稿。我也明确规定不批“唯生产力论”。当时，小辫子和那个小姑娘如果抓我这些来批斗，可以无限上纲，说不定还可以把我送进监牢。抓别人的小辫子，光在自己头上扎两根小辫子是不行的，自己要有点本事。写到这里，我忽然悟出一个道理来：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痛恨知识分子呢？原来如此！
今天我写这些小镜头，既有对“四人帮”的愤慨，更多的是对一些年轻人的惋惜。凭良心说，小辫子和那个小姑娘，并不是很蠢的人，心地也未必生来就那么坏，如果没有人教她们那些歪道理，如果她们在工厂里勤勤恳恳干，认认真真学，学什么都行，总可以学到一点真本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可惜，那个“大革命”把她们毁了，至少把她们那最好的年华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