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飞虎，开国少将。他和叶子龙一样，都长期担任着保卫最高领导人的工作，经历既神秘又神奇。

龙飞虎从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到1947年3月的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在周恩来副主席身边前后长达11年之久。今天的内容来自于他的回忆录。

1

西安事变时开始跟随周恩来副主席

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发生时，龙飞虎正在保安的红军大学二科学习，接到了保卫周恩来到西安谈判的任务。

1936年12月15日清晨，天刚刚亮，大雪纷飞，龙飞虎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穿一身灰色棉军装，长而黑的大胡子，眼睛炯炯发光。刚见到周恩来时，龙飞虎有些畏缩，都不敢和他多说话。

骑马去延安

出发！周恩来一行20多人，踏着白雪向延安进发，都骑着从骑兵团挑选来的蒙古马，随行的每个警卫员们都佩带着一支20响手枪，威武得很呢。去延安是因为要从延安转乘飞机去西安。

周恩来骑一匹枣红色大马，在马上不时侧转头察看路两边，还和靠近他的同志谈话，潇洒自如。

想一想这一副画面，多么壮观而又充满希望！

天黑，在安塞的一个庄子里住下来。庄子只有18户人家，都是些破窑洞。晚上，大家挤在两个窑洞里睡觉，周副主席也和警卫员们挤在一起。

这时，周恩来知道了龙飞虎是从红军大学调来的，就问起学校的情况来。又问知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周副主席一言一行非常亲切，龙飞虎原来的那种畏缩感觉，一下子消失了。

第二天下午，赶到了延安。

这时延安城还被国民党军占着，一行人只好从枣园插到杜甫川，走另外一条道到飞机场。这是一条小道，又窄又滑，很少有人走，骑马就更难通行了。大家下马步行，警卫员怕周副主席滑倒，想搀着他走。

周恩来笑了起来：嗨！你们真把我当成老人了，我可不比你们这些小青年差劲，不信来比比看！说着，他就在陡滑的山道上轻捷地走起来。

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飞往西安的当天，延安城就被红军接管了。不久，党中央就迁到延安来了，延安从此就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圣地。

大家赶到跑道时，张学良派来接周恩来去西安的波音专机也正好停了下来。这家专机坐不下20多个人，龙飞虎挤在行李舱里，有些同志就被留了下来。

大约一小时后，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张学良派人到机场来迎接。

这时天已经昏暗下来，沿街的商店大部分关了门，路上行人很少，到处都是荷枪的士兵，空气很紧张。后来才知道，当时何应钦正指挥两路大军向西安夹击，并且要派空军轰炸西安。

周副主席剃胡子

进城后先在东门王铁匠的家里休息。有人对周副主席说，把胡子修一下吧。

周恩来说，干脆剃了吧！

王铁匠家里没有剃刀。周恩来说，弄把剪刀就行了。于是，铁匠找来一把大剪刀，周恩来对着镜子剪起来，剪剩的胡茬长短不齐，可周恩来自己倒是挺满意。

在王铁匠家里休息了一会，大家搬进了张学良公馆。

张学良见到周副主席，第一句话就问：你的胡子呢？

周恩来说：剪掉了。

张学良惋惜地说：唉，这么长的胡子剪掉多可惜！

张公馆是三幢三层楼，张学良住在中楼，周恩来副主席和龙飞虎他们住在东楼。蒋介石就关在前面的高桂滋的公馆里。

周恩来到西安后就忙碌了起来，每天出去很早，回来很晚。而这就是未来十多年里周恩来的工作常态。

西安的形势确实紧张，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官兵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把蒋介石杀掉。南京亲日分子指挥的讨伐大军又在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

周恩来整天不是和杨虎城、张学良谈话，就是和蒋介石谈话，还要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军官谈话。

建立统一战线，就是靠谈话交流。周公沟通协调能力超强。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了西安。

1937年的3月初，周恩来在西安又工作了两个多月后，才回到延安。有一张著名的周恩来穿着飞行服的照片，就是这个时候在延安机场拍的。

回到延安以后，周恩来继续经常来往于西安、南京等地。

2

周恩来劳山遇险

劳山。在延安南边约60里的地方，是黄龙山脉的分支。并不怎么高，但满山都是原始森林。

劳山上盘踞着一股国民党的政治土匪，有300多人。这股土匪经常袭击解放区和红军，抢劫财物，残杀百姓。

1937年5、6月间，周恩来又从延安到西安去，和国民党谈判改编红军问题。

那时红军没有小汽车，只有几辆旧的大卡车。周恩来这次去西安就是乘坐的大卡车。

那天早上，车子从延安出发，周恩来坐在驾驶室里，车斗里坐着两个警卫班的战士。

大风卷起漫天黄沙，遮住了太阳。

卡车沿着山路，费力地向上爬，缓缓地穿过阴暗的森林，进入谷地，再向上爬。当走到两坡之间的一段平路上时，突然遭到了埋伏在这里的国民党政治土匪的袭击。

敌人以密集的火力交叉射击卡车。卡车司机的腿一开始就被打断，汽车停了下来。龙飞虎带领车上的战士向敌人还击，敌众我寡，战士们人人英勇无畏地抵抗着。

周恩来疾速拉开车门，跳出驾驶室，在龙飞虎的保护下，沿着小山沟，徒步走了几里山道，到了三十里铺。驻在三十里铺的红军得到消息，迅速奔赴劳山，当赶到那里时，敌人已经逃跑了。

陈有才参谋的牺牲

在这次劳山伏击战里，有几个同志牺牲了，跟随副主席多年的陈有才参谋就是其中的一个。

目击的战士说，陈有才参谋负重伤以后，被敌人捉住。敌人在他身上搜到了副主席的名片，以为他就是周副主席，便审问他。陈参谋不仅不回答他们，而且愤怒地斥责他们不明大义，卑鄙无耻。

敌人老羞成怒，用刺刀把陈有才刺死了。

3

长沙大火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侵占了华北和华东的大块土地后，又窥伺武汉。占了武汉后，日军又沿着粤汉铁路进攻岳阳，企图渡过汨罗江，进逼长沙。

十八集团军驻湘办事处

长沙有我们十八集团军的驻湘办事处，地点在寿星街。周恩来从武汉撤退路过长沙的时候，就住在这里。

驻湘办事处是二层楼房，周恩来住在楼上，他整天忙工作，楼上的电灯总是彻夜亮着。

1938年10月，日军向洞庭湖进逼。国民党大小官员纷纷往四川、广西等地逃窜，可是周恩来、叶剑英和随员们还留在长沙。

在那危急混乱的时刻，全国人民都注视着共产党人的一举一动。因此，在国民党的每一次撤退中，周恩来总是走在最后面。

太原撤退时是这样，武汉撤退时是这样，现在长沙撤退还是这样。

1938年10月13日，长沙城里更混乱了，谣言纷传，人心惶惶。

夜幕徐徐挂下，长沙城也渐渐沉睡了，一切都很平静。到了半夜，突然人声鼎沸，凄厉的哭叫声和恐怖的嘶喊声混成一片。

办事处的同志也一个个被惊醒，跳下床往外跑。到屋外一看，到处都是浓烟烈火，天空给映得通红。

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情，就喊住了一位中年人，要问个究竟。这人一看办事处的人还站在那里，便惊奇地说：军队放火烧城了，你们还不快跑，在这里等死！

办事处同志们一听是国民党放火烧城，就飞快地跑回屋子里，把文件收拾起来。

这时，有个国民党士兵，手里拿着引火的汽油和马灯，走到办事处大门口，一声不响地就把屋子燃着了。

邱南章等同志上前阻止，但国民党士兵还是在屋檐下放下起火来。

邱南章急忙跑去报告周恩来，一看他的房间里还是灯火通明，周恩来和叶剑英仍坐在案首，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

邱南章心里急得不得了，拉住周副主席，急促地说，快！快走！

这时，火已经蔓延到院子里来了，邱南章领着周恩来、叶剑英和随行人员向大门走去。但是，大门已被火焰封住，于是他就领着周恩来等从屋侧里冲了出来。

走到街上回头一看，大火已经把二楼吞没了。

周恩来的小汽车被国民党偷走了

到了街上，邱南章去找周恩来的小汽车，却连影子也没有找到。

原来，小车司机看到满城火起，怕车子开不出去，就把汽车开出了长沙城。

周恩来一行只好徒步。街上到处是火，不能通行，就向湘江边走去。走到江边，只见黑压压的一片，江岸上沙滩上拥挤着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到处是啼哭和叫喊声。

让老百姓走干的沙滩，周恩来等就在湿的沙滩步行，一步一陷地向城外走去。

出了城，邱南章的心稍安定，把国民党下令焚烧长沙的事情向周副主席做了汇报。

周恩来一向是开朗愉快心胸广阔的，但这次却非常愤慨。他又转过身去，长久地凝视着燃烧中的长沙。

国民党焚烧长沙是挂着敌寇将至，焦土抗战的招牌，但是日本鬼子还在洞庭湖一带，离长沙远得很。

而且火烧长沙前，国民党要人都已离开长沙，不是去重庆，便是去衡阳。国民党军队半夜三更满城放火，也没有通知老百姓疏散。

周恩来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按理应该被通知撤退，可是政治部部长陈诚就在长沙城郊，却没有给一点信息。

国民党的用心是何等毒辣。

国民党放的这把火烧了三天三夜，一座长沙城被烧掉了十分之九，成了废墟，更不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和伤兵葬身火窟。

周恩来走过长长的湘江沙滩，转到长衡公路上，司机已在公路边等待着，就坐上小汽车向衡阳开去。这时天已经亮了。

第二天上午，到了湘潭，在下司驿等待过渡。周恩来渡过河，发现办事处还有部分人员和物资未过来，就在渡口停下来，等待人员和物资。

由渡口到村子里去的路很窄，汽车开不进去，小汽车只好停在公路旁。

第二天拂晓，准备走时，到公路上一看，小汽车却不见了。大家很着急，分散去找，当时天还不大亮，过往的人多又杂，查不出是谁偷的。

国民党火烧长沙的时候，龙飞虎并不在驻湘办事处，而是去沅陵出差了，他是连夜搭车赶到下司驿会合的，一夜没睡觉。

周恩来发现龙飞虎也在找汽车，就说你怎么也来了！快回去睡觉，汽车丢不掉的。汽车没有找到，周恩来只好乘办事处的救护车到衡山去。

到了衡阳，找到了周副主席的小汽车。

原来是白崇禧的辎重团在南岳偷着用大卡车给拖到衡阳附近来了。龙飞虎派人去要，国民党部队不给，几经周折，才把周恩来的小汽车要了回来。

华侨捐献的物资

抗战开始的时候，海外的爱国华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捐献运动，献出了很多钱，购买通信器材医药物资支援抗日。

这些器材先从香港运到蒋管区，然后再转到解放区和抗日前线。在长沙撤退时，这些物资都由十八集团军驻湘办事处人员带着走，一直带到衡阳，堆放在市郊公路上。

在湘潭下司驿休息不久，龙飞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赶到衡阳去。在衡阳市郊公路上遇到办事处看管物资的同志。

周恩来还没有来，龙飞虎就坐在公路边等。下午4点钟，一辆救护车穿过人群驶来。龙飞虎认出那是我们的救护车，就跑着迎过去。

可周恩来一跳下车，看到公路两边堆满着器材，转过脸来就批龙飞虎：东西为什么堆在这里，不疏散隐蔽起来？

龙飞虎说：我不知道，我才来。

周恩来严厉地说：你怎么刚才到？你不是来了一个多小时？我一下车就管，你为什么不管？

龙飞虎脸立即通红了，再没有说一句话。周恩来召集在场的同志分头找地方，把物资疏散隐蔽好了。周恩来也和大家一起搬运，满身是汗。

这件事情对龙飞虎教育很大。

4

重庆曾家岩

1938年12月间，周恩来副主席经衡阳、桂林到了重庆。

在重庆，周恩来住在曾家岩一座小楼里，办公也在这儿，当时被称为周公馆。

不过，这座周公馆的里外环境是经过国民党当局苦心安排的。小楼座落在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公馆侧面的一条胡同里，马路直修到戴笠公馆的门口，周恩来上下汽车都得徒步走过这段狭窄的胡同。

小胡同的两侧，还有三四家茶馆和几个烟摊子，这些都是戴笠布下的坐勤。

周公馆的小楼共三层。我们住在一、三层，第二层由另外两家住用：一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一家是国民党银行的工作人员。这些也都是戴笠安下的内勤。

传达室一半是我们的，另一半住着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更绝的是，去防空洞与厕所的路上也住着一家特务。

可以看出，周恩来的衣食住行，随时都受到特务甚至戴笠本人的严密监视。

龙飞虎责任重大。

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

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也扩充了人员，并由机坊街搬到红岩嘴。红岩嘴位于嘉陵江畔，是一座孤零零的山。起初山上只有办事处一幢三层楼，相当清静幽雅。

可是不久，国民党把国民参政会也迁来了，修建起许多高楼小舍，暗设了许多特务据点，把办事处重重包围起来，办事处所有人员都受到监视。

因此，当时许多同志称这里是文明监狱。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有些民主人士悲观失望地说：完了，国共合作算完了！

有些社会名流则痛心地说：中国要亡了！

还有些人公开叫嚷要共产党放下武装、不要另起炉灶等等。

办事处少数不懂策略的同志，对蒋介石的毒辣手段，更是深恶痛绝，无法忍抑胸中怒火，一致要求：跟他干！先打了再讲！

在那些日子里，和西安事变时一样，周恩来整天地东奔西走，忙得不可开交。他走访国民党元老，反复地同各民主党派接触，阐明共产党的政策，扶持国民党内部的抗战派，给民主党派指出方向，巩固统一战线。

与特务斗争

皖南事变后，特务们更加疯狂了。

在曾家岩周公馆的前前后后，安下了50多个专职特务。

公馆每个人外出，总有两个特务盯梢。周恩来的汽车一开动，特务的汽车马上就跟上。

但是一切监视、盯梢都不能束缚我们，周恩来照旧积极地活动着。龙飞虎和特务作过许多巧妙的斗争，捉迷藏是经常的事。

有一次，周恩来要会见一位朋友，龙飞虎就事先请这位朋友将汽车开到两路口公园旁边的一条僻静的公路上等着。

然后，跟每次一样，周恩来的汽车开动了，特务的汽车也马上盯住了。我们顺着公路向前跑，快到接头地点的时候，汽车开足马力，一股劲冲下了坡，没等特务的汽车下得坡来，我们的汽车在事先约好的地点，猛一刹车，周恩来副主席立即下车跳上朋友的汽车走了。

然后，龙飞虎他们把车开慢，让特务的汽车再跟上来，把特务领到当时重庆最有名的国泰大戏院门口，把车一刹，让特务们傻等去了。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公开逮捕、杀害办事处人员，只好千方百计地采用各种卑鄙手段，如半路绑架等办法来搞我们。

为了安全，周恩来一再教导大家要提高警惕，强调内部加强组织纪律性，规定外出时必须几个人一起走。

给周副主席加个菜

在这些艰苦的日日夜夜里，周恩来忙得每天只能睡二、三小时。由于过度疲劳，他消瘦了，浓重的双眉显得又宽又黑。但周恩来仍然神采奕奕，眼睛显得格外有神。

周副主席的生活非常刻苦，他和同志们一样，每天只吃五角一分钱的伙食。

看到周恩来一天天瘦下去，大家实在忍受不住，曾研究过多次，想请周恩来多注意休息，可是谁也不敢去提。倒不是因为惧怕，周恩来对上自办事处主任，下至炊事员，总是很和蔼的。而是因为当时那种复杂尖锐的斗争，实在无法使他多休息。

最后，大家终于通过了一个提议：给副主席加个菜。

第二天就执行了这项决议，在周恩来就餐的桌上加了一个炒榨菜。周恩来对此大为不满，把龙飞虎找了去，批评了一番。

于是，大伙儿的决议就此撤销。

5

陪同毛主席在重庆

1945年8月28日下午，天气晴朗，毛主席的飞机徐徐降落在重庆机场。毛主席走出机舱，接着周副主席等也走下了飞机。

毛主席身着一套灰布新衣，脚穿一双黑布新鞋，高大魁梧的身材，迈着壮健的步伐，右手频频地挥动着帽子，精神焕发，向欢迎的人们致意。

在重庆期间，毛主席外出时，周恩来一定陪同，和主席坐在一辆车子上。

平日里，周恩来总是亲自叮嘱大家怎样照顾毛主席的生活，甚至连主席喜爱吃什么菜，重庆臭虫多要注意弄好床铺等细节都反复地交待了龙飞虎。

周恩来教导龙飞虎他们说：“主席的一举一动，一切小问题，都是有关党的事业，有关全国人民利益的大问题。”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毛主席的生活素来是艰苦朴素的，在重庆期间也是这样，每餐是三菜一汤，多加是不可以的。菜虽是三个，但有些是有名无实的，象炒辣子这样的小碟子也算一个菜。

由于周恩来的亲自照顾，毛主席在重庆40多天虽然工作很辛苦，健康情况始终很好，连一次小感冒都没有。

1945年9月2日晚，毛主席、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同志，应邀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而举行的鸡尾酒会。

本来这种集会在重庆是常有的，从来没有引起市民多大注意，今天由于毛主席参加了这个会，就大大不同了。

当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到会时，全场的人热烈鼓掌，一片轰动，紧紧地跟随到二楼，楼下的人几乎全部拥到楼上来了。数不清的热情的手，说不完的盛情欢呼。毛主席的脸上闪耀着欢乐的光彩。大家兴奋地举着杯，人人都要向毛主席敬酒，向毛主席表示衷心的祝福。

周恩来十分关切地注视着毛主席的面容。当他看到毛主席脸上泛起了红晕的时候，为了保护毛主席的健康，周恩来当即代替毛主席干完一杯一杯盛情难却的醇酒。

时间已经不早了，龙飞虎请毛主席早些回去，还有另外的约会要赴。毛主席向大家告辞，人们用恋恋不舍的眼光送着他，许多人一直送到大门口。

毛主席的汽车来到大门口，千万人的大海立刻沸腾起来！毛先生，欢迎你！欢迎！欢迎！呼声从四面八方轰响起来，经久不息。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周恩来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亲自跟宪兵司令张镇特别交待过：要绝对保证安全。张镇派了一个宪兵排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每次见到他们总是和蔼地点头打招呼，有时还和他们随便谈谈。

6

南京梅园新村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和办事处也先后搬到南京。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邓颖超等代表团同志乘飞机来到南京。周恩来住在梅园新村13号，因为房子少，他只住了一个房间，里面做寝室，外边作办公室，其他同志住的房子也非常挤。

那时，国民党从各方面破坏停战协定，形势非常紧张，在华中地区企图围歼我中原解放军。同时国民党以27个师的兵力，向苏皖解放区包围进犯。

到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召开了记者座谈会，揭露国民党企图围歼我中原解放军的阴谋，并指出这个阴谋是国民党政府破坏停战协定，挑起全国规模内战的又一罪证，呼吁立即制止这一重大流血阴谋的实现，制止对停战协定的肆意破坏。

到南京的第三天，周恩来又从南京飞往汉口，实地视察，呼吁制止。

可见周恩来的工作强度之高。

周恩来每次外出，后面继续还是总有特务盯梢。住的地方，也布满了特务，伪装成居民、小贩在附近活动。

国民党把重庆曾家岩那一套全搬来了南京。

下关大血案

1946年6月13日，苏州和杭州14000余名学生举行了反内战大游行。

1946年6月23日，上海爆发了5万人的反内战大游行。示威群众派遣了10人代表团前往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及三人委员会请愿。

1946年6月23日下午7时，上海市请愿代表团到了南京下关车站，各民主党派和市民都派人去欢迎。当请愿代表将走出车站时，预先布置的特务蜂拥上前，将代表团围住，叫嚣谩骂，百般侮辱，继而将请愿代表揪住痛殴，打了5个多小时，特务才呼哨扬长而去。

下关大血案发生后，全国人民大为激愤，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抗议，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些抗议根本不闻不问。

周恩来听到特务在下关打人，就打电话给张治中和邵力子，可他们都不管。

周恩来就要亲自到下关去，龙飞虎怕周恩来被特务混水摸鱼打了，用尽办法把他拦住了。

后来，受伤的人都被抬到中央医院医治，周恩来即乘车赶到中央医院探望慰问。周恩来见到被殴伤的代表时，非常激动，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说：血不会白流的！

“苏北难民请愿团”

1946年7月，南京的太阳像一把火伞高悬天空，就在这样炎热的气候里，周恩来依旧天天在为和平奔走。

国民党很不甘愿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住在南京，除了派特务暗地里搞阴谋活动外，还公开地制造事端。

国民党将苏北逃来的地主恶霸凑到一起，组织成苏北还乡团，利用还乡团来反对我们。

国民党叫他们扛起苏北难民请愿团的招牌，到南京中共代表团来找周恩来和代表团请愿，企图趁机捣毁代表团和办事处的驻地，伤害周恩来和其他人员。

这件事情国民党组织得很严密，但是被我们知道了，周恩来连夜召开会议研究。一方面向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提出，说有暴徒企图扰乱治安，请他们注意防止；另一方面为防止万一和无谓损失，除留少数人看守房子外，其余都疏散出去。

由于我们作了准备，苏北还乡团没有来。据说是国民党怕事情弄得太明显了不好收拾，就临时撤销了。

党小组开会阻止周恩来加班

周恩来经常工作到深夜，很晚很晚才休息。

在重庆和到南京之后，每天工作的时间就更长了，一天只能睡二、三个小时。

龙飞虎担心长此下去，对周恩来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代表团几个同志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开一个党小组会来解决周恩来的休息时间问题。

于是，党小组长召开小组会，会一开始大家就对周恩来提意见，要他解决自己的休息问题。可是恩来呢，总是解释说自己休息时间够了，根本不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党小组不管他怎么讲，反正不同意。

周恩来知道无法坚持了，最后说：那么，到夜间12时你们下班后，能不能给我两个小时看看报呢？

党小组同意了。可是以后，周恩来每天还是很少能睡到四个小时。

离开南京

1947年2月，国民党南京卫戌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重庆警备司令部在27日及28日向中共代表团发了最后通牒，迫令在3月5日前从以上几个地方完全撤退，并且封闭了重庆《新华日报》。

1947年3月7日，各地办事处被迫撤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

1947年3月7日一早，驻南京的代表团和办事处人员就到了机场，一路上都有特务监视。到了机场，特务就更多了，不但有特务，而且还有公开的宪兵和警察，虎视眈眈地盯着。

虽然这样，机场内外还有不少民主人士、工人、学生和市民赶来欢送，他们是冒着被逮捕、坐监狱，甚至被杀害的危险来送行的。在机场上，他们和我们握手告别，有的甚至痛哭流涕。

我们告诉他们：南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参考资料：解放军文艺社1959年版。